与国统区的风雨如晦相比，此时的解放区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和土地革命的兴起，使得在封建土地制度压迫下的农民，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地位；整党运动的开展，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得到加强，共产党真正成为民主的典范；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委靡不振、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比……在著名的“窑洞对”中，黄炎培直率地希望共产党能够找到一条新路，不再重蹈历史上“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覆辙。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7年6月30日夜，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黄河防线。

1946年6月，国民党在完成内战准备后，悍然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共产党领导人民以革命战争迎击反革命战争，制定了粉碎国民党强大军事进攻的各项方针政策，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半年间，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的攻势作战，形成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态势，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国民党军队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毛泽东豪迈地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推进的同时，共产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团结起来，并促使他们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巩固了工农联盟；在国统区实行正确的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对美蒋的人民，形成反对美蒋的第二条战线；坚持团结和争取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尊重并照顾他们的利益,在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结成同盟；并且努力争取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孤立敌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39年7月7日，正是抗日战争爆发两周年纪念日。这天，也是华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成仿吾校长邀请毛泽东作报告。那时华北联大经中共中央决定迁到敌后根据地去办校，不日即将出发。所以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号召大家“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毛泽东讲演时谈笑风生地引用古典小说《封神演义》里的一个故事说，当年姜子牙（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革命中心的团结。这次讲演后几个月，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把“三个法宝”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在这里，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摆在“三个法宝”的首位，可见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1年到1927年，统一战线产生并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1927年到1937年，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第三个阶段是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胜利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随之完结。随着蒋介石集团破坏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各阶级、阶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结成统一战线，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形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正如毛泽东所说，政治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而朋友有多种情况，有的朋友志同道合，有的朋友逐渐认识、了解、相契，有的朋友则需要做工作、争取由对手转变而成。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一些人，对共产党、国民党都心存疑虑，幻想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之外，走所谓“中间路线”。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中间路线”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盛行一时。“中间路线”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多党的议会制、内阁制，要求走中国的改良道路，在经济上反对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提出在确保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新式”、“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可见，“中间路线”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然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1946年10月，蒋介石发表文告，提出要共产党接受明显违背政协决议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其中第七项实际是想以国民党经过军事进攻后所占各地为既成事实，作为谈判依据。第八条规定“共产党同意以上各点后，即下令停止军事冲突。在下令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其代表名单”。共产党代表针锋相对提出两点声明：第一，政府须承认恢复本年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之原则；第二，政府须承认政协所有协议，为一切政治商谈之原则。

10月17日，国民党又派吴铁城、邵力子到上海会同雷震与民盟代表座谈，再次表示希望民盟代表多向共产党代表劝驾。17日至22日，每天都召开三四个座谈会，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答应同去南京，“作最后一次和谈”。21日，各方面代表到南京，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代表早知道这是蒋介石的假和平，我们本来不要到南京来，不过我们怕朋友们受欺骗，并且怕朋友们失望，所以陪着来了。”而正当谈判进行之时，国民党又攻占安东，同时关内大军进攻烟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震怒，民盟梁漱溟、黄炎培两代表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极力劝留，并表示：“民盟今后将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第三方面今后有任何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必须事先同共产党协商并征求同意，以防止蒋介石利用第三方面名义，孤立共方，欺骗人民。”

这时“国大”日期快到了，梁漱溟急于搞出一个折中方案，他提出一个原则，即国民党的八条和共产党的两条都不管，由第三方面提出折中方案，其条文一是要把国民党的作为尽量纳入政协决议的轨道，二是双方在厉害所关的问题上互相让步。民盟内有人不同意他的想法，认为做不到，梁漱溟坚持认为，“在这种时候，我们只有第三方面的力量来说服不肯接受本方案的任何一方。我们第三方面的作用就在这里。要不然，我们就只有撒手不干。”梁漱溟的折中方案包括停战问题、全国地方政权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由于求和平心切，还详细规定：“共产党在东北的驻军地点为齐齐哈尔、北安和佳木斯三地。”“蒋介石政府得派县长同警察接收共产党所在的沿铁沿线的各县地方行政工作。”在讨论时，民盟内部就有人认为，这个方案太倾向于蒋介石的八点，并不折中。

10月28日上午，第三方面最后一次召开会议，与会者签名通过了“折中方案”。最后，会议决定将方案分送国民党和共产党。当梁漱溟、李璜、莫德惠三人将方案交给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时，周恩来以非常沉重的语气斥责前来报告的梁漱溟等不守信义、落井下石。周恩来说：“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你们拟定出这种方案，这种做法，还能算是我们的朋友吗？我们不是有约在先，政治上新的重要举动，彼此要互相通气，互相关照吗？为什么决定分交这样重要的方案之前，你们不同我们打个招呼？这是怎么搞的嘛，究竟是为什么？”这时，梁漱溟“大吃一惊”，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莫德惠内疚得流泪，李璜灵机一动，说还有办法把方案收回。黄炎培等人到来后，周恩来、董必武又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指出这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何去何从，请他们自己选择。黄、梁等人经过商量后，分别到国民党政府代表孙科和美国代表马歇尔处收回了这一方案。事后， 梁漱溟为此事深感内疚，并提出引咎辞职。周恩来诚意相劝：“事情已经得到挽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退出和谈，实属不必，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了，望梁先生三思。”民盟同人也都劝留，可梁漱溟执意离去，从此逐步脱离民盟。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革、民促、农工党、民建、九三学社、民进等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此后，民盟成员的绝大多数人在共产党的帮助教育和人民革命战争的鼓舞下，抛弃了对美蒋的幻想，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开始了新的斗争。事实证明，主张在中国实行“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的道路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幻想，在中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根本行不通的。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争取他们的同时，对他们的这一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使他们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的革命实践中受到锻炼和教育，并且不断进步。

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共产党人站出来，明确自己的主张。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科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并全面阐明了处在伟大转折时期的共产党为夺取全国胜利在各方面应该采取的纲领和政策，提出了共产党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个纲领与抗战时期形成的民族统一战线有根本不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联合一切民主和进步力量、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的统一战线。

在军事方面，毛泽东总结人民战争，特别是十八个月以来解放战争的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在经济方面，毛泽东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者”。他深刻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地位和性质上的区别。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提出了“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打倒蒋介石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整个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纲领性文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不久，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公开发表。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中的积极分子和进步人士通过多种途径阅读、传播这个报告，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认清了革命胜利发展的前途，更加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空前壮大，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得到充分体现。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强调“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现在要公开讲”，他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毛泽东强调，共产党要实现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也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正是由于一方面胜利地率领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充分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同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不仅实现了对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且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成为众望所归、汇纳百川的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始终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也是统一战线的核心和支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广大而巩固的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任何时期都要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海外华侨等在内的极其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说：“从表面上看来，现在时期，比较抗日时期，我们的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似乎是缩小了。但是在实际上，只是在现在时期，只是在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给美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之后，只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罪恶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之后，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才是真正地扩大了。”毛泽东还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会胜利的。”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