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姓名：黄礼贤年龄：77岁籍贯：顺德均安标签：上世纪50年代高考状元；建国后首个考上北大的顺德人；曾登上黄岩岛，到过曾母暗沙；投身海洋科考30年。 “人生面临多个十字路口的选择，对于年轻学子来说，要认识到，是否名牌大学并非最重要，读大学、报志愿，最好是与自己的兴趣结合，而不是一味盲目跟风，国家需要踏踏实实的科研人才，那才能织起美丽的‘中国梦’。”大时代小人物 77岁的黄礼贤受疾病困扰，说话时头会不由自主地震颤；但40多年前，当他第一次面对着太平洋的大风巨浪，即便轮船左右摇晃，站在甲板上的他仍一脸从容。 黄礼贤，顺德均安人，上世纪50年代先后求学于顺德一中、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与海洋研究有关的工作，其中也包括对南海诸岛的调查，研究、守卫中国蓝色国土长达30年。 一本保存至今的个人航海日记显示，1977年10月，黄礼贤便和科考同事一道前往黄岩岛，他还登岛将五星红旗插在黄岩岛上。这是一份封存已久的记忆，黄礼贤此前一直不愿对外诉说。但上周菲律宾与美国在黄岩岛外围联合军演的举动，又让他觉得不吐不快。 2013年6月底，顺德大良，在其老伴的陪同下，黄礼贤拿出了珍藏36年的日记和工作照片，向南都记者诉说当年登岛始末。登黄岩岛 1977年10月的一天，3000多吨的科考船“实验1号”在南海中沙、西沙群岛海域上往东航行，直至当天下午3点航向转南，到了晚上8点半后又转东，船的目的地是黄岩岛。 次日凌晨1点半，作为科考业务队长之一，黄礼贤到驾驶台值班。2点半，科考船航行雷达对前方进行扫描时，竟发现前方有三个亮点，其中一个亮点在移动，两个则不动。这时，驾驶台接到广州基地发来的电报，显示有3艘美军军舰在科考船附近，其中一艘比较靠近科考船，而另两艘则距科考船60海里。 凌晨3点，科考船离黄岩岛仅有10海里，这时黄礼贤通过望远镜发现岛上有灯光，船不得不停了下来。 黄礼贤回忆说，灯光意味着岛上有人，又或者可能是岛上的灯塔。由于判断不了是美国军舰还是民用渔船，科考队伍为了安全起见，并不急于登岛，而是商量让船先在海上漂流，等天明后再登岛。同时，也开始要求队员做好警戒。 “天亮了，看清是3条渔船，心情如释重负，放心前行。岛很大、白色一片，略呈等腰三角形。只见一堆堆礁石，三块较大，北面一块、东南两块。中间是一潟湖，湖四面环礁，潟湖退潮时湖深5-6米，涨潮时深约10-20米。潟湖的出口在东南位置处。”手捧着已经泛黄的航海日记，黄礼贤一字一句地读出内容，有如当年他一步步地靠近黄岩岛，并细细观察着这个中沙群岛中惟一露出水面的岛礁。 黄礼贤目光从日记上移开，缓缓说道，因为他是顺德人，水性好，在同事们推荐下，他游水上了岛礁，并将五星红旗插到了岛上。说起这一幕，一股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上世纪70年代前，我国就已有渔民在黄岩岛区域捕捞。黄岩岛上有夜光螺、海参等海洋生物，当时碰到2艘渔船在潟湖内采集夜光螺，来自台湾高雄，渔民将螺带回高雄港，螺肉以12元新台币/斤售出，用于罐头生产……”黄礼贤目光又转移到日记上，语速加快。 一旁陪同的妻子这时打断了激动的丈夫，称夫妻两人皆是知识分子，在几次搬家后，这些日记都舍不得丢，这份记录才得以保存至今。考上北大 采访期间适逢高考放榜，这在已逾古稀之年的黄礼贤心里也泛起了一阵涟漪，如果没有多年前的刻苦求学，他也不可能走上这条海洋科考之路。 黄礼贤拿出他珍藏的一本北京大学校友名册，在这本册子中，学校为他写下的评语朴实而浪漫：“他生在水网之乡，却向往名山大川、周游世界，喜欢到基层，像一滴水，上天可成云雨，下地静静默流，向着田野人家。” 55年前，通过高考，他成为建国后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顺德人，也是当年的顺德“高考状元”。 1952年，均安还未开始土改。黄礼贤依靠父亲向亲朋借来的学费，来到顺德一中读书。那时均安还是个布满桑基鱼塘的偏远农村，被称为“顺德的西伯利亚”，由于交通不发达，从均安到大良要步行5个小时。 第二年交学费时，父母并没有向亲朋借钱，而是将鱼塘未长成的小鱼卖出。这让黄礼贤意识到自己不能荒废学业，于是开始发奋读书。当时他每月伙食费需7.8元，但由于有两位兄长参军，每月他能领到6元国家助学金，得以安心求学6年，直至参加高考。1956年他成为顺德一中首批学生中共党员，还担任起学生会主席、学校团委副书记等职务。 北京大学在他印象中以“学风严谨”来形容，就连在食堂排队等候和坐公交车时，同学们都在背单词，而他则苦学起英语和德语两门外语。 从1964年开始，中央提出大学毕业生面向基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组织北京应届毕业生召开了一次会议，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到边疆去，为国家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会上有同学向总理递纸条，抱怨说一旦下了基层，就很难见到中央首长了。周总理回答，只要你们好好为党、为国家工作，共和国是不会忘记你们的。”黄礼贤回忆说，这场会议后，作为应届毕业生的他响应国家号召，填报了三个志愿，第一个是前往新疆，第二个是前往青海，第三个则是广东。科考南海 “组织考察他的家庭情况后，曾动员他留在北京的高教部，在学校里从事教学，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到广东，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当时研究所在湛江，只有几座平房，科研设备也极其简陋。”一旁的妻子插话道。 黄礼贤开始了海洋科考生涯。除了南海，还到北海、东海，通过地震勘探技术，发掘石油；并且还到西太平洋，去考察台风的成因和走向，寻求预报方法。 海上突发的惊险情况，让妻子担惊受怕。坐在顺德大良的家中，妻子还不时埋怨起丈夫当年每次回家后，都对其隐瞒出海发生的险情。 1984年，52岁的黄礼贤调入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从技术岗位往管理岗位转型，在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任副主任，并开始了海洋环境保护的理论研究，当时国内海洋保护也是新领域。 一张拍摄于1987年的照片显示，在海南岛海域附近，身着蓝色制服的黄礼贤，登上了美国“爪哇海”号的钻井船，就钻井船漏油污染与对方展开谈判。 这一年，他还晋升为国家高级工程师，在省内党刊上发表了关于赤潮的研究成果，帮助南海分局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资金，用于南海海域赤潮的研究。 在1989年离开海洋局调回家乡工作前，黄礼贤还参与了大亚湾核电站的生态零点调查，用遥感技术了解核电站排出的循环海水对出海口海藻生长的影响，以及核电站建设前后海洋生态的变化。海上岁月 黄礼贤回忆道，早在上世纪70年代前，他还与其他科考人员一起，登上现在的三沙市所辖的西沙群岛上的永乐群岛、德宣群岛，进行气象、水文、海洋物理、海水化学、海洋地质等方面的研究，并在岛上种植椰树和木麻黄等热带树种。 海洋科考要经受最长时间海上生活，伴随高温、大风巨浪的考验。当海上刮起6级以上的大风时，科考人员会出现晕船、呕吐，胃病成了职业病。黄礼贤不晕船，他往往要帮助晕船同事采取水样、底层生物样品等。 受气象异常与设备失灵影响，科考船偶尔会与陆地联络站失去联系。一次，黄礼贤所在的科考船就与联络站失去了将近12个小时的联系。 科考队员还要忍受不能吃上新鲜食物的苦，有时候船上仅能吃到冬瓜、土豆、洋葱和罐头。 也有有趣的时刻，黄礼贤记得，南海的海洋生物让他大开眼界，他们曾捕捞到一枚长达约0.5米的海螺，除了肉质鲜美外，将螺外壳磨成粉末，还可作为军用材料。 让这位古稀老者颇为自豪的经历，还包括他们将中国远洋科考的足迹延伸至南海群岛最南端——— 曾母暗沙，那里距广东陆地有1900公里，约相当于广州到北京的距离。轮船到达曾母暗沙后，他在轮船上的国旗处拍了一张照片留念。“当时我们的科考船停在暗礁外面，一艘小艇带我们进入曾母暗沙，潮落时海面的暗礁会露出水面，涨潮时暗礁会藏在水深10多米以下位置。” 对于过往经历，他并不觉得特别，而当时与他一起求学的同窗，大多进入原国防科委下属单位从事科研工作，他们也都默默地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国家。 “人生面临多个十字路口的选择，对于年轻学子来说，要认识到，是否名牌大学并非最重要，读大学、报志愿，最好是与自己的兴趣结合，而不是一味盲目跟风，国家需要踏踏实实的科研人才，那才能织起美丽的‘中国梦’。”黄礼贤一边说，一边不由自主地震颤着，似乎又回到了那个苦读求学的时代，以及那段海上峥嵘岁月。//www.pwnword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