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婧霖

王秉忠教授可以算是新中国宝岛橡胶事业的元老和开拓者了，早在1952年就来到海南岛，为后来即将开始的橡胶垦殖事业进行前期准备——植胶土地的勘察测量。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堪称伟大卓绝而又饶有趣味的故事。

一、“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是不会错的！”

在王秉忠还是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念书的学生时，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激励下，在经历了党领导下的一系列运动之后，王秉忠等青年人的心中，就已经重重地烙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信念。有识青年们似乎浑身有用不完的劲，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一心亟盼着祖国的召唤。

1952年2月20日下午，在金陵大学农学院的303课室举行了华南垦殖调查动员大会。学生会传达了中央教育部要求农业院校师生参加华南垦殖调查的通知。听了动员，王秉忠等同学热情高涨，争先恐后地报名了华南垦殖调查计划。

“虽然不太了解‘垦殖调查’究竟是什么任务，反正我们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是不会错的。”王秉忠后来回忆说。

二、南下

没过几天，1952年2月26日，王秉忠一行60人，由土壤系主任黄采瑞教授带队，在南京下关车站，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在车厢内，大家一路高歌，一路欢笑。这样，为着一个共同目标汇合在一起的青年学子，热情奔放，欢欣雀跃，奏响了革命青年奔赴南方进行垦殖调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第一乐章。

1952年2月29日，列车经过整整2天的运行，到达当时的广州东山站。下车后，列队步行到位于东山区的广东革命干部学校。尽管有种种约束，同学们还是偷偷地跨出校门，好奇地去看一看当时闻名遐迩的中山纪念堂。那时中山纪念堂并没有对游客开放，虽然只能在其外面观摩一番该建筑物的外表，但总算是过了一把癮。

直到1955年，王秉忠在广州工作时，才有机会首次踏进中山纪念堂，并聆听了马思聪先生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也算是圆了一个多年的梦。

在广州期间，主要任务是听植被调查、土壤调查、防护林带设计，以及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气候状况等方面的报告。

1、听叶帅的报告

1952年3月4日下午，全体师生列队前往省委礼堂听报告。会场戒备森严，为了预防坏人混入，要求队列中的每一个人的前后都必须认。事后才知道，作报告的是中共华南局书记兼华南垦殖局局长的叶剑英同志。王秉忠回忆，那时只见叶帅从后台走出来，穿着非常朴素——一身褪色的军装，没有前呼后拥的陪同，台上也没有任何摆设。他大步走上前来，第一句话就是问：“你们的头呢？”于是，任总领队的黄采瑞教授上台就坐。印象中，叶帅简要地讲了两点：一是发展橡胶的重要性。他说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禁运，我们要把橡胶提到战略物资的地位。如果把钢铁比作人的骨架，石油是人的血，那橡胶则是人的手和脚；发展橡胶不仅是我国的建设任务，也是和平民主阵营的一项战略任务。要爱护橡胶种子，把橡胶种子比作黄金、眼睛，要倍加保护。二是要同志们注意挂好蚊帐，不要被蚊子咬了染上疟疾；还要勤洗澡，并解释说，在南方，洗澡叫做冲凉。叶帅报告内容简洁，又十分亲切，给秉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到华南垦殖的指挥中心——湛江

1952年3月5日，大队部宣布向湛江出发。早已超载的客运船在海上艰难航行，一遇到风浪就晃动得厉害，这对王秉忠来说比较艰苦，他晕船，另外当时在公海，国民党的飞机还经常会来骚扰，只有夜间航行算是比较安全的，这一路堪称痛苦。经过2天余的海上航行，终于抵达了湛江。晕船晕得胃似乎都要翻出来的年青人们，上岸后却立刻恢复了活力，有说有笑地漫步在林荫道上。

湛江是我国南方一座滨海小城市，曾经被法国侵占作为租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主要街道沿海边而筑，路边一排法国式的别墅、围墙、花园、洋楼组合得十分协调，是当时法国殖民主义者大小官员的住所和办公地点。王秉忠记得，在海边林荫道一侧，甚至还保留了一尊强占这个城市有功的法国将军塑像，竟然高达三四米：法国殖民者侵略的屈辱烙印，还保留得十分清晰。

这尊塑像后来被推倒了。

3、坐烧木炭的“猪笼车”下海安港

1952年3月28日，天还未破晓，大家都纷纷起床打背包，整理行装。大家坐的是货车，车厢左右两侧各放上一条长板凳。上车后，司机就把大家反锁在车厢内。车厢只有两个小窗口，整个拱顶的车厢，状似猪笼，因而名谓“猪笼车”。燃料用的是小方块的木炭，车上除一名司机外，必备一名助手。助手的任务除了保证供足蒸汽外，还往往要在上坡时下车来进行这样的操作：车因供汽不足爬不上去，助手要迅速将“三角挡”置于车后轮的下面，以防汽车倒退滑行，然后即摇动鼓风机把炉火烧得更旺，甚至还要往炉内喷水。这样，汽车才能缓缓地行驶上坡。区区100余公里，竟花了12小时！这就是当时的车速纪录。

海安港，仅是一个小小的码头，不具备任何食宿条件。无奈只好“餐风宿露”——当晚大家没吃饭，就在公路旁一字形排开，以蓝天为被、大地为床，过一夜。幸好老天作美，夜空中星光灿烂，岸边海风轻轻吹拂，原野上蛐蛐儿啾啾唧唧鸣叫，大家听着，听着，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咦？没蚊子？

三、横渡琼州海峡，到达海口

从海安到海口，自然是要坐船的，自然是要晕船，然后腹内翻江倒海，呕吐眩晕的，好在只有大半天。

上岸后，王秉忠带着好奇的眼光，一睹以“海之口”命名的这个小城市容貌：街道并不宽敞，两侧的商家都建有骑楼，颇与广州类似。虽然此时不到4月份，却已热浪扑面。走在街道中，阳光直射，热得臭汗淋漓，于是大家赶紧躲进骑楼，不仅可防日晒，还可避雨。骑楼不愧为热带多雨地区的建筑特色。晚饭后，王秉忠经常到一条大河里洗澡，从现在海口市地图上看，应是美舍河。河水不深，又十分清澈，洗澡时凉风送爽，非常舒服。

1、工作中出差错，退了休才知道为什么

1952年3月31日，等到了出发的号令，大家奔赴琼山县岭脚圩。在那里见到的是大片平缓的坡地，对测量工作来讲，有极好的视野。测量工作的实施，首先用经纬仪测好2条互相垂直的基线。基线走向根据防风的风向设定。然后在基线上，分别按主林带长1000米、副林宽200米处分别开出垂直的角线，在角线上插上竹竿，即按三点成一线的原理延伸，主副林带线互相交汇成300亩大的网格。这种测量方法名叫“方格控制测量”，方法简单易行，是采纳当时苏联专家的建议实施的。

但是采用这个方法，王秉忠在实际操作中，插竹竿总是出现偏差，虽然多方设法校正，却仍是插不成直线。幸好组长虞岳世也及早发现了他的问题，于是，改派他专门扛经纬仪开角线，这样就避免了测量工作中的误差。

为什么竹竿总是插不成直线呢，这一直令王秉忠百思不得其解。原因直到王秉忠退休后才弄明白，一次体检中，王秉忠偶然发现两只眼睛会出现重影的异常。于是，负责体检的医生就把他转到眼科作进一步的检查，最后的结果是：王秉忠的左眼存在先天性的视力差异——这就是造成他在插竿时不能插成一直线的原因。几乎过了大半辈子了，才解开了这个“谜”。

2、苦中作乐的野外工作

野外工作开始以后，王秉忠及同伴每天要抱一捆竹子、木桩、测绳，早出晚归，一天两餐，中午只吃随身带的一点番薯。野外工作，日晒雨淋当然是“家常便饭”。下雨时，连个躲雨的地方也是找不到的，衣服淋湿了，仍穿在身上晾干。

野外作业出汗多，王秉忠又是个怕热的。怎么办呢？最好的情形是碰到有椰子卖的村庄，用当时的人民币500元（相当于现在的五分钱）向农民购买2个椰子，里面的椰子水就能足足灌满水壶，渴了就喝椰子水，清凉解渴，这是当时最大的享受。

每天清晨，大家迎着朝霞出发，一直干到黄昏，背着晚霞收工而归。晚餐、洗澡后，又继续加班工作一段时间，主要是先整理资料、绘图，组长再布置明天的任务。连续几天下来，这批在学校没晒太阳的“白面书生”，个个皮肤都烤黑了，腿劲也练足了，对于夜以继日工作也习惯了，并不觉得苦和累，似乎总是在欢声笑语中过着他们的青春。

3、野外生活的奇闻趣事

飞行厕所。

下到农村时，农民家里没有厕所，要大便时，只得跑到远远的山坡上比较隐蔽的地方解决。因为每天测量工作都会更换一个地方，秉忠幽默地把这种大便方式，命名为“飞行厕所”，大家也很认可。不过，麻烦的是，有时候去大便必须带上一根棍子。为什么呢？当时一些农村采用放牧式养猪。这些猪在野外到处觅食，看到有人大便，就把人的粪便当作食料了。这样，猪一定会在你大便时紧随你屁股后兜圈子；如果有两头或更多的猪，那争吃粪便的形势就更紧张了。这时，如果没有带棍子就没有更好的好法子来驱赶它们，也就无法大便。

山蚂蝗。

有人告诉大家，在海南岛大山里，有一种从来没听说过的“山蚂蝗”；讲得十分神奇可怕，据说它会跳会飞，还可能钻到人的肛门里去。抱着好奇又惧怕的心理，王秉忠等人来到这个有山蚂蝗的墨格乡。

果然，对山蚂蝗的传说还是要经过实践来检验，王秉忠发现山蚂蝗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可怕，事实上，它比水蚂蟥小得多，即使吸饱了血身体胀得鼓鼓的，也是比较小的；它既不会跳，更不会飞；但它经常会附着在路边树梢上，把上半身探出树梢外，不停地摆动，犹如雷达般地寻找猎物，一粘到人体上，就能钻到人的衣服内，饱餐一顿，这一切过程，人们往往无法察觉——这就是它的特异功能。此外，山蚂蝗在吸吮人体血液时，会在伤口分泌“抗血液凝固剂”，使血液在伤口上不能很快凝固，而不断地流出来沾湿并渗透出衣服。这时，人们才会发现被山蚂蝗咬了。此后，伤口愈合也较慢，大约要一周时间；因痛痒难忍，往往会将伤口抓破而感染病菌。

当地农民防治山蚂蝗的方法，就是把裤筒卷起来；当发现它沾上人体衣服或皮肤时，用竹片刮一下，或用手帕拍打，拍打不下时，就要吐一点口水在手上再拍打。

蛇。

有一天，王秉忠在野外工作途中经过一个农村，发现很多人围观。好奇心驱使他走到近处看，原来是有人在宰大蟒蛇。只见一条七八米长、近20厘米粗的大蛇被挂在大树上，头朝上，尾巴几乎接触到地面。蛇是活的，尚在挣扎着。一个年轻小伙子，爬在树上，用刀在蛇的颈部环切，然后把环切处的皮翻过来，两手抓住蛇皮，依靠身体的重量，顺着蛇身慢慢往下滑，滑下来的过程，也就把蛇皮剥掉了。然后就是制尾取血，破膛取胆。蛇血和胆伴白酒生喝，据说是妙药。

时过境迁，这样大的野生蟒蛇已经十分稀少，现在当然已经作为保护对象了，但是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王秉忠还是历历在目。

海南野外常见的蛇有青竹蛇、火赤链、金包铁、银包铁等，这些都是毒蛇，所以跟大蟒蛇比起来，这些蛇不仅更可怕，而且危害性更大，所幸蛇一般不主动攻击人，在野外工作时，只要用竹竿、木棍之类的工具，先“打草惊蛇”，把它们赶跑，基本可以避免伤害；但也不尽然，有一次一个同伴工作结束时，伸手去衣服兜掏东西，竟然摸出了一条小蛇，吓得他一把扯下衣服扔出去了好几米远。

四、与海南结下终生缘

1、再见，海口

1952年6月上旬，野外的勘察测量已接近尾声；王秉忠接到通知奉调赴海口承担绘图任务。次日晨，惜别了小组中共同战斗了70天的伙伴们之后，他将和本校同学许添森（现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共同来完成勘测设计图的绘制任务。

完成绘图任务后，王秉忠返回湛江。1952年6月23日早上，王秉忠登上了开往海安的船，离岸启程，那天天气很好，风平浪静，船已驶出很远，回首尚可清晰地望见海口那唯一的高楼——五层搂的海口大厦。此时，王秉忠心里默默地呼唤着：再见吧，海口！再见吧，海南岛！当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以后的岁月将在这里度过。

2、转折——志愿报名

1952年6月底，华南垦殖局领导号召他们志愿报名，参加新中国天然橡胶发展工作。王老回忆，当时自己是个青年团员，对于党的号召、祖国的需要，当然是义无反顾地报名作志愿者了。没有想到，很快通过了审核和面试，经批准后，迎接首次的橡胶树采种和育苗大会战，新中国发展天然橡胶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3、红土地为媒，订下终生之盟

王秉忠的终身大事与终生事业，都是与海南岛红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老伴董建华和王秉忠是同校同学，只是在不同的系和专业。在校时，王秉忠与董建华根本不相识，即使一起来到海南勘察测量时，也没有在同一小组；但最后二人却“阴差阳错”地订下了终身，也不知道“月下老人”在哪里，可能是海南岛的红土地吧！二老1955年结婚，已风风雨雨地度过了63个春秋。

无独有偶。除了终身大事外，还有夫妻俩的终生事业，也经过一番曲折迂回，最后汇合到红土地上来。从此，他们俩就再没有分离过，一直在这块红土地上，为祖国热带作物教育和科学事业并肩耕耘。

“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不，是缘分！”王秉忠如是说。

将近70年过去了，王老现在对当时的日期仍然记得清清楚楚，记得当时激情洋溢，献身祖国的豪情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