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冰

在海口市滨海大道北侧，得胜沙附近，曾有一处椰影摇曳、风景静美的“椰子园”。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里也曾经是海南第一所高等学府———私立海南大学的原址。

今年是私立海南大学诞生65周年，这所1947年创建于抗战胜利后的海南高等学府，在筹备之初就集结了韩汉英、宋子文、梁大鹏、陈序经、颜任光、范会国等一批文武商医之精英及大陆政经学界人士的力量，海内外琼籍华侨多方捐款，成为琼人所共创之教育事业，从1947年至1950年，学校虽存仅三个学年，却掀开了海南高等教育发展史的扉页。在这里，曾有来自全国18个省区的400余名莘莘学子刻苦学习；在这里，曾有一批接受过美、法、德、日、意等国高等教育的优秀教授精英执鞭讲坛，在琼人教育史上抒写了璀璨的篇章。回望历史，也是为了瞻望美好的未来。

1947年11月8日，在海口市得胜沙附近的椰子园中，一派热闹景象。许多穿着中山装的男青年和穿着旗袍的女青年在园中来来往往，他们带着不同省份的口音，却有着同样蓬勃的朝气，谈笑风生。这一天，海南第一所高等学府———私立海南大学正式开学，共有400余名省内外学子负笈来此就学。

当年，正是在一股强烈的乡土意识及使命感的牵绊下，这所南陲学府历经艰难，在无数海南乡亲华侨的群策群力下，在风雨飘摇的中国历史转折期呱呱诞生，成为海南高等教育发展史的肇端。

400余位名人联合发起

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日军占据长达六年半之久的海南与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百废待兴。当时的中央政府打算在琼建省，加快建设海南。而创设海南大学的提议也初始于此。

事实上，早在1934年，身为海南乡亲的宋子文便曾提出建设海南的方案。后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搁浅。抗战后期，眼看胜利在望，留在重庆后方的琼籍人士便掀起了一股建设家乡、创设大学的热潮。

为何会在民生凋敝的社会状况下，提出创设海南大学？据创始人之一梁大鹏记述，原因有二：首先，为作育人材。海南曾在宋明时期有过灿烂的社会文化，但进入近代之后一直没落，乃至停滞不前。如果不从文教着手，“社会方面无从确立，精神力量无从发挥，各级人手也无从储备”。

其次，为专门研究。海南是我国的热带岛屿，海南大学可为热带及亚热带病理学、植物学研究提供基地和实验区，填补国内空白。

1946年6月9日，海南籍革命元老陈策广邀同乡集议，决定成立“私立海南大学筹备委员会”，选出以陈策、黄珍吾、韩汉藩、梁大鹏等人为首的十二名筹备委员，并在广州、海口两地设立筹备处，加紧创校工作。

原籍琼海的台湾学者王万福曾亲历海大创立过程，他在回忆文章中特别提到，为了扩大影响力，筹备委员会联络了445位当时的政学军商界名人为创校共同发起人，其中不乏孙科、宋子文、傅斯年、罗家伦等名人。在这400多位发起人中，非海南籍人士只有95位，而以宋子文、陈策、王俊、韩汉英、颜任光、范会国、梁大鹏等为首的海南籍社会精英多达350位。

如今翻阅这份长长的名单，不仅可以了解当时海南籍人士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中不容小觑的地位，也可以清晰感受到一份同心同德、倾力创校的爱乡热忱。

海内外人士捐款捐物

为了尽快办学，在筹备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向香港及南洋琼籍侨胞募捐的活动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

据史料显示，当时的募捐目标是国币268亿4千万元(折合美金143.875万元)。在林少波、韩汉藩、云盈波、梁大鹏、颜任光等人奔走下，一笔笔捐款雪片般从海内外飞来。截至1948年海大董事会成立时，已收到捐款国币1045亿元，以及港币、美金各4万多元。

据梁大鹏回忆，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南同乡慷慨解囊，捐出法币7500万元用于购买38部校工厂所用的机器，是当时最大的一笔捐献。

而作为校董，旅泰巨商云竹亭(1884—1959，文昌籍，时任暹罗中华总商会会长)在募款过程中出力甚巨，可惜的是，由于泰国政府阻挠，当时泰国琼侨捐献的部分款项未能汇回国内。

除了向外募捐，本岛的琼籍人士也纷纷出钱出力，或捐赠珍贵书籍仪器，或协助海大取得校址。

身为校董之一的韩汉英，为海大捐赠了大批图书。这批书当时从贵州转运广东再转运海南，为海大中文系的开设奠定了基础。

海南名商周成梅无偿捐出了私人开办的海南医院，作为海大医学院的实习医院；琼海中学与琼山县捐出两处农场共600亩，作为海大的试验农场；……。

此外，由于椰子园此前是日海军司令部所在，抗战胜利后被军事单位接管，多得陈策、韩汉英、王俊等琼籍军事要员奔走斡旋，最终获得琼崖办公室主任蔡劲军同意，将面积为500亩的椰子园定为海大校址。

定址办学波折重重

按照当时中央政府的行政规定，私立学校必须经过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开办，否则不准招生。但由于建校心切，私立海南大学董事会于1947年秋成立后，未经立案，即于当年11月8日招生开学，到第二年5月才拟妥文件，申请立案。

这个当时看似并不严重的程序问题，却险些让刚刚成立的海大失去办学资格。

此时，宋子文、王俊、颜任光三人分别亲函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详述特殊环境下不得不先成立而后备案的苦衷，并指出海南大学将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其中，王俊(澄迈籍)的书函写得尤为恳切，文情并茂：“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病象有二：曰多数大学集中三数都市；曰学术研究缺乏分工合作。弟等创办海南大学于琼崖，正为针对二时弊……且本大学为琼崖人士群策群力，艰苦经营之最高学府，除着重热带性学科之研究外，负有协助政府建设新琼崖之特殊任务……当并琼崖三百余万同胞所共寄之希望也。”

1948年9月7日，教育部准予立案，但要求修改某些条文措辞。1948年12月17日，海大董事会经由广东省教育厅再次呈交备案材料，至此董事会立案问题算是完全解决了。但对于海南大学本身的立案，教育部仍不肯放松审查。

1949年6月，教育部派督学阮康成赴海大视察。阮康成视察后，于8月1日提交一份详尽报告，其中6点评语十分重要。我们也可从中窥见当年海大创办初时的一些不足之处和闪光点。

(一)经费不足。阮康成发现，私立海南大学的资产，如农场机器等未能发挥正常的创收作用；不少学生来自农家或交战区，经济来源一旦断绝便无法缴纳学杂费；而暹罗华侨认捐的50万元港币，受暹罗政府所阻，无法寄回祖国。

(二)校舍须改扩建。私立海南大学所在的椰子园，本是日伪据点，因此六七十栋校舍都是日式木房，地方狭小，不敷应用。

(三)图书仪器待添置。当时私立海南大学的图书仅一万余册，其中多数为文学类，社科类书籍很少，字典、百科全书等尤其缺乏。而仪器方面，仅够普通实验用，研究性工作无法开展。

(四)扩大本岛招生数。阮康成指出，当时的私立海南大学学生以外地人为主，本岛学生仅占四分之一。因此他建议，应设法多收本岛学生及华侨子弟，“以宏设校初衷”。

(五)应重农医发展。当时海南岛急需人才，尤以农医最为迫切。因此阮康成建议，应着重发展农医二学院。而文理学院的教育系及数学系仅学生一二名，形同虚设。阮康成提议，不如暂时停办。

(六)教员严格称职。阮康成写道：“该校名教授虽不多，然其专任教授皆住校内，尚能称职，对于教学及管训诸端，均能严格办理，实属难得。”

当时的教育部长杭立武阅后批曰：“海南地位重要，在两年内有此基础，殊可嘉尚，惟设备仍应充实。对学风及学生素质，应特别注意。俾养成良好风气。”于是，1949年8月中旬，教育部正式批准海大立案。

据台湾学者王国璋回忆，他曾听梁大鹏副校长说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私立海南大学校董宋子文，有一次返校视察，当飞机飞临海口上空时，他指着海大校园对一位美国贵宾说：“This is my university.”可见他也以创设海南大学为荣。

私立海南大学成立期间，正逢社会动乱、经济萧条，椰子园里的校园生活也因此简朴得甚至有些清贫。两年半的时间里，学生人数多时不过三四百，少时仅二百余人。但这数百学子却以一股年轻人特有的热情、浪漫、勤奋给当时的海南教育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数百清贫学子负笈来琼

1947年11月，海大在校学生数为400余人，其中仅10%为海南籍学生，其余则来自全国18个省区，尤以广东籍为多，约占65%。而1950年初，也就是第三次招生后，人数降到最低，仅296人，其中海南籍学生约占30%左右。

这主要是由于几大原因：首先，当时大陆经济交通断绝，而私立海大每学期学费高达120银元，许多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其次，海南本地的中等教育不发达，考得上海大的本地学生不多。

对此，教育部与海南大学有着不同看法。督学阮康成认为，“似应设法多收本岛学生及华侨子弟，以宏设校初衷”;而创办者及海南地方人士则抱着扩大文化交融的态度欢迎外地学子。

副校长梁大鹏曾满怀深情地回忆道：“在开学的那一天，我们看见椰子园里来来往往的，十分之九都是来自外地的男女青年，他(她)们带有许多不同省份的口音，显示着许多不同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在地方人士看来，非常兴奋，因为他们从来就未看见这许多青年负笈来琼就学，也从来就为梦想海口这一寞落的小镇，居然成为南疆文化的中心。的确，海口市容因为改变，全岛社会也形成另一气氛，值得鼓舞而自慰。”

“大陆来的学生特别爱吃香蕉。”现居海口的王春煜曾就读于私立海大附中部。他回忆道，虽然当时海南社会经济并不发达，但丰饶甜美的热带物产还是令外省学子倍感新鲜和喜爱。

但作为一所需要交纳学费的私立大学，生源不足随之带来的是海南大学无法平衡的财政收支，而这几乎使海大陷入经济困境中不可自拔。“当时通货膨胀，货币大幅贬值，学生生活万分拮据困难，常以电报告急。”当时就读于海大政治系的浙江籍学生钟永强曾回忆道。

1948年，私立海大中文系学生郑白心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心急如焚，于是毅然上书教育部要求给自己核发公费。但当时冗政之风盛行，教育部以“该生申请公费，应呈由学校转呈始办”的理由敷衍了事，并未立即发出公费。最终郑白心有没有因此辍学，我们不得而知。

为了补贴学生，海大首先推行了自助教育计划，也就是工读制度。按照学生们的要求，分别派往学校附设的农场、医院等单位工作;校中员工，凡可由学生代替者，都尽量遣用学生。其次，海大校长范会国请副校长梁大鹏亲赴台北申请经费，要求350名学生全部公费，每月补助银5000元，拨图书仪器给海南大学等。但当时的教育部因经济困难，明显缺乏诚意，态度敷衍。最终，还没有领到补助金，私立海大便已结束。

简朴而快乐的校园生活

在私立海大的学生中，有一些来自地主、富商或军政要员家庭，比如陈济棠的女儿，据说她每天乘坐汽车上学。但一般而言，海大学生大多出自中等以下家庭，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

孙有瑄老人于1947年考入私立海南大学中文系，成为当时400余名莘莘学子中的一员。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校址就在得胜沙路末转向西南，通过一条小桥，是一处四面环海的小岛。“虽然名为椰子园，但椰树并不多，日式木屋附近种着桉树、木麻黄、台湾相思等。因为四面环海，所以空气很凉爽，我当时便觉得海南真可爱!”

椰子园内本有日军遗留的房舍及水电设施，但损坏不少，因此校园基本条件比大陆的一般大学要差得多。

今天的我们可以从老照片中看到，当时的学生宿舍是日式的高架木屋，基本都是平房，木格窗上糊着白纸或装着玻璃。室内除卧床外，还有单人或双人书桌、圆形凳子、靠背椅等家具。校内有自来水和电灯，这使海大成为当时全海南岛最先进的地方之一，因为当时岛内很多地方还过着点油灯的日子。

学生食堂内有电风扇和灯泡，学生们在条凳和木桌上就餐，大概两到四人一桌，二菜一汤。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有一家制冰机，所以学生们应该可以吃到一些冷饮。

从另一张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蓝天树影下一汪粼粼碧水，那是海大的游泳池。从海大当时的一份财产清单看来，校内的运动器材虽然不多，但种类还算齐全，包括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垒球、足球、棒球、铅球、标枪、铁饼、单双杆等。

老照片里，男生都留着整洁的短发，穿着浅色衬衫长裤，看上去朴素沉稳。女生的服饰打扮则丰富得多，从一张合照中可以看到，有俏皮的碎花或深色的旗袍，文雅的白衬衫配黑长裤，又或是可爱感十足的工装背带裤，颇有时代潮流之感。

由于校园在海口市区最繁华的得胜沙一带，因此学生们还可以很方便地出行游玩。

王春煜告诉记者，他还记得学生们爱去附近的“五层楼”、胜利剧院、中华戏院看电影。播映的都是当时的流行电影，有国产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火烧红莲寺》，也有美国动画片《人猿泰山》等。

孙有瑄曾感慨道，“我们海南大学的学生都有着非凡的自豪感，对自己的仪表行为都要求严格。当时海口市民都对我们刮目相看。”

书生自古不清贫

在高等教育中，教师的品质对大学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私立海大也没有忽视这一点。但由于时局动乱，地处南隅的海大很难延请到太多的国内外著名教授。而颜任光、梁大鹏等几位海南籍校长便诉诸乡情，鼓励海南籍学人回乡任教，这也成为海大的一大特色。

当时海南大学教师来源很广，外籍教师最多时有9人，分别来自美、法、德、意、日等国;中国教师最多时有四五十人，约三分之一为海南籍。学历方面，留学欧美、日本的有16人，获博士学位者9人(其中海南籍者8人)，硕士3人，学士15人，未详者14人。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海大的教师素质并不低，甚至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比如校长颜任光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第二任校长范会国是著名数学家，副校长梁大鹏是纽约大学政治学博士，教务长麦逢秋是法学博士，医学院院长朱润深是医学博士。

当时海大设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医学院及农专班，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附中部。按照规定，任何院系都要修读一年的政治和英语。

以几位校长为代表，海南大学教授们热诚恳切的育人之心也长久地留在后人记忆中。

在孙有瑄的记忆中，颜任光校长个子不高，很结实。“我常偷偷去听他上物理课，只见他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写讲讲，每个人都潜心静听，只有学生做笔记的唰唰声。”有一次，孙有瑄因家中寄钱迟了，没有及时缴费注册，颜校长得知后立即写条让他先注册上课。

“椰子园的景致固然不错，生活却是艰苦的。”曾就读于海大、后在琼海任中学校长的王先柏曾回忆：“由于校长治校有方，校园里的读书气氛却很浓。”

他印象中的梁大鹏副校长是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有一天我在上课，他轻轻推门而入，站着听我授课，十多分钟后离去。我至今记忆犹新。”

1950年4月，海大解散后，教师学生四散各地，有成就者不在少数，如著名美籍女科学家蒙如玲等。清人黄景仁有句云：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书生自古不清贫,一笔文才天下匀。对当时的海南大学师生而言，此诗也许正好可以作为写照。

（本文原刊载于2012年11月12日《海南日报》，收入本书时标题有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