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东 刘庆超

一九四八年，曹锡仁先生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的一个书香之家，他的外祖父是清末的举人，有两栋藏书楼，受到外祖父的影响，他的母亲虽然一直是家庭妇女，但却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曹锡仁及其兄弟姐妹的早期家庭教育，母亲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母亲，他们知道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故事，比如头悬梁、锥刺股等。这些故事给他们的成长带来了许多启发。曹先生的爷爷也了得，是最早的一批留学生，留学日本，和蒋介石是校友，同在保定陆军学堂念过书，最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学堂。当曹锡仁的爷爷毕业的时候，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孙中山辞了民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之后不久就称帝，大搞复辟，引起了全国各地民众和革命志士的反对，这时候，孙中山发动了护国运动，保卫中华民国，反对复辟。曹先生的爷爷就追随了孙中山，在护国军的左路军做招讨使。

孙中山过世以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大肆追捕、屠杀共产党人，而曹先生的爷爷政见倾向于共产党。由于政治的缘故，曹先生的父亲及其亲属随时都面临着被迫害的危险，所以他父亲就隐姓埋名，跟家族里其他的亲戚到处藏匿，到过上海、武汉和九江等地。期间颠沛流离，他父亲做过学徒也做过生意，也算是尝尽人生百味，阅尽人生百态。

曹先生6岁的时候，全国解放了。在人们欢庆的时候，他也很幸运踏入了正规小学的校门。当时他读的是全日制小学，后来上初中、高中，也和现在的差不多。

等到曹先生读高中的时候，也就是1964年，全国开始了教育革命。邓小平同志主持了全国教育革命大会，要求改革教育方法，要提倡生动活泼的学习，不能搞满堂灌，要教育与生产相结合，要鼓励创新。所以他们当时的课堂作业有，但是不多，抓紧一点，放学以前就可以做完，做完了就玩耍，学生的自由空间很大。据曹先生回忆，那个时候老师的素质不是一般的高，他读初中时，学校的校长就是北大五四运动的一个参加者。高中学校三分之一的高中老师是留洋回来的，他们当时的物理学老师、英文老师、化学老师那个时候的老师很多都留过洋，这些留洋回来的老师还有一半以上不是本地人，都是上海的、北京的、或者是广东的、马来西亚回来的，但是都愿意到农村，到偏僻的地方去从事教育工作，那些老师给他们树立了榜样。

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下，他们都立志读书，报效祖国。尽管当时的生活条件并不好，每顿只能吃咸菜加馒头，外省的同学一个学期才能回家一次，本省的同学一周回去也要走四五十里的山路。条件艰苦，但学习精神不减。那个年代的学生无论是理工科，还是人文社科，人文素养都非常高，思想也很活跃。同时，他们也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古文，懂得很多历史，懂得互相交流学习。

除了日常学习外，体育和阅读是曹先生的课余爱好。他学过武术，是三级运动员，还会打乒乓球，从县里打到了省里，一路的冠军。他当时和其他同学一样都爱看书，遇到一本好书总是互相借阅，虽然那个时候图书没有现在这么丰富，但是学生对读书的渴望却比现在多了不少。学校对学生读书也比较支持。他高中有个刘姓同学，家里很穷，爱看书却没钱买书。他周末就蹲在那个新华书店，装着在那里翻书，其实是在那里看书，学校的图书馆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了。后来有一次，他拿了书店一本书，被员工抓住了，那个时候的偷盗行为是十分可耻的。他被送到了学校，学校找他谈话。他现在都还佩服班主任对那个同学的处理。首先批评不能偷东西，同时肯定他的读书精神，看书是好的，偷书是不对的，最后也没有在全校大会，全班大会上批评他。后来那位同学更加感到愧疚，发奋读书，读了大学，成为了当地很有名的一名中学老师。

曹先生上高中的时候，学校允许提前毕业。所以他基本上高一暑假就把高二数理化全部预习了。结果提前毕业没来，文化大革命却与他们不期而遇。知青上山下乡的浪潮将他们席卷。当时在读高中的和考上大学的都要下乡再改造。比如写《大秦帝国》的孙皓晖，当时考上了高中，都已经报道了，还是被退回原学校闹革命。曹先生那时才19岁，正要考大学，受到影响就去了三原县陵前公社。在公社，他白天该做农活做农活，晚上就常常和其他知识青年聚集在一起聚在一起谈天论地，相互传阅书籍，抄书，写读书笔记。他们那个知青集体户有6个人，四男两女，跟村里的关系比较好，村里也比较照顾他们，比如村里宰牛了（当时的耕牛只要不是病牛、残牛是不能随便杀的，他们的是病牛、残牛），村里就会申请给他们多分点肉。村里有好吃的了，生产大队队长家里吃好的了，都把他们叫去，喝两杯，吃点肉。那段知青岁月里，感受到了许多人情温暖。

文革后有些知青的散文、小说，把那段时光写得十分孤独，寂寞，但在曹先生看来，那是一个积极意义大过负面影响的运动，对知识青年来说，脱离农业生产运动，脱离基层，对中国的状况，对中国农民的生活一点都不了解，这是很危险的，而且那个时候很多知青抱团读书，很大一部分人后来成长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成长为科学家、实业家，成长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和带头人，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内，当时都是下乡知青。王岐山当时都在陕西插队，王岐山的很多知识，都是在知青阶段学成的。

很多人去的都是革命老区，像曹先生去的渭北高原，和延安很近，那个革命老区里有很多人，比如习仲勋的老战友蓝子敬。他战争年代受过伤，脚后跟被打了一枪，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很有文化，写一手好字，写一手好诗，五十多岁的蓝老先生就爱在树底下给像曹先生一样的知青们讲故事，讲红26军怎么南下，怎么北上，中央红军怎么到陕北，千奇百怪的故事。

4年的插队生涯转瞬即逝，但是老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有着民族血脉的顽强、坚韧和大度品质已经烙印在灵魂里面，淳朴善良的农民，浓郁的革命精神总会让曹先生常常回忆起知青岁月。

一九六五年离开学校，经过六年的波荡起伏，一九七二年曹锡仁作为工农兵大学生，通过考试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他一贯持有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点。他开始思考当时中国是怎么回事？无产专政下还要不要继续革命？官僚主义与社会腐败怎么清理？社会怎么正常前进？由此出发开始关注历史，读哲学，读党史，读联共布党史，读中共党史，读社会主义理论。在大学学习期间，曹先生的方向就转向哲学和社会科学，75年毕业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县，在县委机关工作了五年，做秘书工作，后来被推荐到西北政法学院（即现在的西北政法大学）教书，教中国哲学。说是教中国哲学，其实他在西北政法学院教过四门书，一个是中国哲学史，一个是中西哲学比较，一个是社会学，再一个就是伦理学。扎实的功底，出色的授课使他在81年被评为讲师，86年被评为副教授，88年就成为教授，而且每一级都是破格评的。《哲学研究》《哲学年鉴》都发表过他的文章。《哲学年鉴》每一年发表文章不超过十篇，但连续5年，每一年都有他的一篇。这既是对曹先生的认可，也是对他的激励。后来曹先生出版了《幻想与现实:中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的历史发展》。

这本书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在书里写到中国应该走向市场经济，当时就有人批评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也有另一些人，包括一些老干部很支持他，想调他省委宣传部当领导。但是学校不放，因为他是破格提拔起来的，放了，就是把人才放走了，不好交代。折腾了半年，他烦西安，又不想去官味儿浓的北京。不知道在谁的推荐下，海南省筹办小组，就给他写了个邀请函，邀请他参与大特区建设。他喜欢自由，不喜欢坐班，就回了个函答复愿意去，然后给学校做工作，反复之后，学校终于放人了。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曹锡仁登上了海南岛。条件艰苦，虽然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可是一打开门，什么都没有，然后上街，买铺盖，买日用品，就在解放西路那个路口的百货公司，那是海南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当时一进去连猪都在里面走着，人猪共舞，连猪都在百货公司里晃悠，他刚来的时候海南就是这样的情况。

国务院在1983年实行沿海城市开放战略后，同时批了五所大学，宁波大学、汕头大学、深圳大学、五邑大学和海南大学。海南大学以后怎么组建的呢？是海南师范专科学校，海南医专，海南水产学校和海南农校联合组成了海南大学。合并了以后，就请一个在内地工作的海南人来建设海大。在曹先生来之前，西安交大的党委副书记林施均，还有李昌邦都来到了海南，但林书记夫妇当时年龄已经大了，适应不了气候，之后不久就调回去了。曹先生到海南后，省里起初想安排他到省委机关，但曹先生决意去学校，于是就被安排到海南大学的社会科学部，以前叫马克思主义教研室，后来叫社科部。曹先生担任社科部主任，他们部门要承担全校各个学院的理论公共课教学。社科部本来不招学生，但是为了发展，就改成了行政学院，后来又改成了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并开始招生。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十八大以后分出去的，政管学院和马克思学院都源于社会科学部。

1991年曹先生做了海南大学教务长。教务长是学了那个北大清华的“三长制”，就是校长底下有三长，教务长，秘书长，总务长，所有繁杂琐事后勤，归总务长管，学校所有行政归秘书长管，教学科研归教务长管。当时海大很多专业是没有的，比方历史学没有，社会学没有，哲学没有，美学没有，宗教学没有，作为综合院校是不够格的。曹先生看到了这些问题，向学校建议组建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机构叫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里面主要是搞经济史，经济理论，中外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以及当时的构想，重大对策研究和对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当时海大就文科而言，社科中心的教授是真正扛旗的，是在全国都数得上的，包括生态文艺学的创始人鲁枢元，史学文献学的张三夕，还有中国经济史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南方织造史的这个学科带头人王翔，都是全国最优秀的，还有张志扬，曹先生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隐秘教父”。

1989年以后的海大虽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但是通过努力进取，大胆开拓，最终也取得了骄人成绩。

一是生源，当时海南大学的生源主要是本地的，然后外加一部分广西广东的生源，后来曹先生就主张，海南大学一定要面向全国招生。虽然这个事情现在只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问题，但在当年却很严重。当时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坚决反对，觉得海南省经费有限，为什么要拿钱去培养别的地方的人。曹先生就和当时的校长尹双增一起去找他争论。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轮的争论，后来终于同意从部分是省市自治区招生，这时候就把山东，河南，安徽，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的生源拉到海南来了，就有了很多大陆地区的优秀生源。

二是学科调整，曹先生牵头做了个学科调整规划，邀请了省级领导和学校领导，包括现在海师大的校长林强，大家一起努力。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把简单的7个学院，扩展到了14个学院。学科门类相对齐全。

再下来就是开展研究生教育，一个综合性院校，没有研究生教育，那教育水准是上不去的。为什么高等院校科研非常重要？就书而教书，教出来的永远是工匠，当然大国工匠也很厉害，但是没有底蕴的工匠是成长不起来的工匠，更成不了大国工匠，所以就要解决研究生教育问题。学校当时没有硕士研究生学位点，就想去申报“211”，211是面向21世纪100大学，国家要抓100所大学，当时只有93所，还不够100所。曹先生觉得海南大学是特区大学，完全有能力往里面挤，挤进去以后省里和国家支持的力度就不一样，倾斜政策就不一样。当时教育部的副部长也带着装备司司长来亲自做动员，动员三件事：一抓研究生教育，二办出版社，三申“211”。没有权利进行研究生教育，曹先生就亲自跑全国高校去谈合作，后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等，最后一共七所大学都愿意和海大合作。海大负责招生考试，其他高校来审查。第一批研究生92年招生，后来连续招了5年以后，海大有权利了，国家也不允许再合作了，但是那五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成立了研究生科。

还有一个就是狠抓学科建设。抓现代化学，做精细化工；然后抓海洋，主要是以海洋医药、海洋生物为主的海洋学科，还有关于海洋船舶。文科里面主要抓旅游、金融、国际贸易，还有大众传媒以及中外哲学。这些重点学科也就由此确立。

94年以后，由于不再设“三长制”，曹先生就从教务长的职务上退了下来，专心管理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事情。但是职务上的退并没有使他的工作轻松。他的工作范围反倒从海大扩大到了海南。他后来被聘为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顾问，给省委省政府的策略做对策研究，做了很多的课题，主要就是做重大发展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出文案，出策略，出方案。他还兼任了十多年的海南社科联副主席，一直也在省委做决策顾问。海口琼山合并这个项目，他也献智献策并且亲自工作进去。还有建立琼北经济区和大三亚经济区，以及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对策、策略研究以及省委公布的关于加快省委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都是曹先生主笔的。本来2008年曹先生就到了退休年龄，但由于工作仍然延迟了8年，直到2016年才卸下重担。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故事的最后，如果说海南大学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年，那么曹先生则像一个慈祥的长辈，谆谆叮嘱着少年不要急功近利，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学是靠突飞猛进这种战略办成一个著名大学的，一定要踏踏实实的，靠历史积累，扎扎实实地给人才发展创造机遇，给人才成长提供空间，让教授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学问，培养出更多优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