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虹

周伟民、唐玲玲两位老教授，三十年伏枥勤耕、呕心沥血，最终成就了海南史学巨著六卷本《海南通史》，正如唐代诗人贾岛《剑客》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周唐二老就是“十年磨一剑”的剑客。

1988年海南建省后的第二个月，周唐两位老教授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来到了海南工作。在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当时负责组建海南大学文学院，并担任文学院首任和第二任院长职位。来海南之前，周伟民教授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古代文学批评史，并于1988年出版《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1995年出版了《明清诗歌史论》。唐玲玲教授的学术方向是古典文学中国唐宋段，特别是对苏东坡的学术造诣很高，于1989年选注了《苏轼文选》，1990年出版《东坡乐府编年笺注》，1993年出版《东坡乐府研究》，并于1996年与周伟民教授合著出版《苏轼思想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唐玲玲教授的《东坡乐府编年笺注》一书，自问世之后，一直被台湾学术界所重视，台湾华正书局于1993至2005年间就出版了三版，台湾学生书局也于2017年再次出版。这一次次的再版，印证了唐玲玲教授在苏东坡研究方面的成就，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她身为中国苏东坡研究学会常务理事的名副其实。

他们非常喜欢海南的自然环境，海南的山山水水、碧海蓝天，还有纯净清新的空气以及纯朴善良的民众。之后，这份喜欢化成了对海南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的人民的热爱，并为之奉献自己的余生。1990年的海南省春节团拜会上，周伟民教授对于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许士杰书记希望编写较全面的海南史一事，表示愿意竭力而为。之后，周伟民教授矢志“私家治通史”，以个人之力作《海南通史》。

至此，二位教授果断地进行了学术研究方向上的转身，对海南的历史文化开始了长达近三十年的研究。

有关海南的历史，其实从晋代开始，就一直断断续续有人在研究。最早是晋代盖泓的《珠崖传》（后失传），其后有王佐的《琼台外纪》（明代），唐胄的《琼台志》（明代），陈铭枢、曾蹇主编的《海南岛志》（1930年），陈献荣的《琼崖》(20世纪30年代)，许崇灏的《琼崖》（抗战胜利之后）,日本小叶田淳的《海南岛史》（1942年），陈植的《海南岛新志》（1949年），杨德春的《海南岛古代简史》（1988年5月），许士杰主编的《海南岛——自然、历史、现状与未来》，林日举的《海南史》（2002年）。但这些海南史，虽然各有各的优点及可取之处，但无论在资料的选取、内容的涵盖以及文章的构建上都还不是通史。周唐两位教授决心写出一部能够大大超越这些海南史的海南通史。

海南因为自古便孤悬海外，历史上各朝代对其的管辖时紧时松，有时甚至放弃对其的管理；到了现代，又是中国最后一个建省的省份。故很多正史政书和杂史资料要么是放在了广东省资料范围之内，要么是混杂在别的资料当中，极其稀缺。因此，收集和整理关于海南省古今中外的历史文献以及各种资料，便成了二位教授的当务之急。

首先，是收集资料。先是凭一己之力，但毕竟精力、财力有限，所收集到的资料不多。到1996年出现了转机，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洪寿祥以及郑行顺、袁大川倡议、策划、编纂《海南地方志丛书》和《海南先贤诗文丛刊》，由周伟民教授任执行主编。

他们到全国各地的省、市县和各高校图书馆查找有关海南的各种资料，尽量寻找第一手资料复印回来，进行取舍，有些还需要进行科学地甄别。他们不仅收集国内的有关海南的资料，还收集国外的，比如收集到的日本国关于海南岛的研究资料，有《帝国大学海南岛学术调查报告》等。在这一次的资料收集过程中，他们征集到好些孤本，有些甚至是仅藏于日本帝国图书馆的极其罕见的海南地方志。虽然过程当中的艰难一言难尽，但颇丰的收获也足以慰人。

其次，是整理、点校资料。留下来的资料当中，有相当部分是繁体、竖行、无标点的古籍。这两套丛书总共邀集了全国的古籍整理专业的专家42人分头点校，最后还由执行主编周伟民一人逐字逐句审定，唐玲玲教授辅助完成。就这样，整整花费了十年的时间，最终成书的《海南地方志丛刊》，共78种，分为68册出版；《海南先贤诗文丛刊》共26种，分27册出版。数千万字的丛书，从收集到编辑、出版，两位教授十年如一日般坚持下来，这种学术精神令人钦佩与感动。

《海南地方志丛书》收集了现存的南宋至民国时期的全部海南地方志书，《海南先贤诗丛书》则将民国之前的海南先贤们的所能收集到的几乎所有著作集纳而成。这两套丛书是以新式标点、简化汉字印出，大大方便了当代的读者阅读。在《海南地方志丛书》中还特意组织选编了两种，《明清<实录>中的海南》和《历史文人笔记中的海南》。顾名思义，《明清<实录>中的海南》就是将《明实录》和《清实录》中所有与海南有关的人与事件的描述文字，摘录汇纂成册，同时还附录了《永乐大典》与《光绪朝东华录》中的海南史料。而《历代文人笔记中的海南》，则涵盖了几乎所有历代文人的笔记中有关海南的描述，从北魏之前的《山海经》到清代文人作品，集合了65位有确凿名字文人的70种笔记内容。这两套丛书对古代海南记载、描述的范围之广泛，内容之翔实，极为难得，成为了当代的学人们研究海南历史的首选之书。

如果说民国以前的资料都散逸在各类已经出版的古籍之中，那么当代的资料，在当时已经出版的《海南省志》当中，只是记载到1990年为止的事件，而海南建省之后这二十多年的资料，就只能去各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寻找了。唐玲玲教授和学术助理陈虹，手持由海南大学开具的介绍信，拿着列出的政府机构及企事业单位名单，开始了寻找资料的坎坷征程。那一段时间里，在海口的省政府大院和各大企事业单位办公室，还有省档案馆、农垦总局、农垦博物馆等单位，都留下了这一老一少的身影。这当中有喜有忧，喜的是有的人看到为了作学术研究，这么大年纪的老教授还如此认真执着地收集资料，他们就会热情地提供各种资料；忧的是，有的人，因为种种顾虑，对她们委婉地拒绝了。如果能收集到资料，即使是两人负重满怀，在路边，有时甚至是骄阳之下等候出租车，也会相对会心一笑。

相对于汉族的文字资料，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获得则要困难得多，比如海南岛的先住民黎族，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文化只能是口口相传，比如传说故事；或以实物呈现，比如文身、比如织锦等等。要获得这一切，就只有进行田野调查。从1989年开始，二位教授开始田野工作，他们几乎每年都有若干次田野调查，时间长短不一。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99年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黎村，从5月25日至6月10日，历时17天。他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黎族独特的文身文化、树皮布、烧土陶、织锦等，这些都是前辈学人之前极少关注与发掘的黎族传统文化。二十多的田野调查工作，虽然非常辛苦，但也让他们收获极丰。

他们不光在国内收集资料，还远赴重洋，只为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2008年秋，他们先在夏威夷大学寻找孙中山在夏威夷革命活动的材料，在夏威夷毕士普博物馆参观，到夏威夷群岛做田野调查。入冬，他们到美国加州的斯坦福大学，花了近两个月读完宋子文的67大箱档案，复印了大量与宋氏家族有关的资料，再联系到杜克大学复印了整个宋耀如档案。

二位教授从1994年底开始第一次访问马来西亚，1996年之后因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又先后访问了十二次，走访了马来西亚的十三个州及首都吉隆坡，获得了大量海南人在当地会馆状况的资料和马来西亚的经济、文化、交通、外交等等方面的各种资料。

二位教授还参与在北京和上海关于黎族研究的资料收集工作，编成《<黎族藏书>古籍资料汇编》，共印出27大册。

《论语·卫灵公》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一切资料及学识的积累，就是二位教授著述《海南通史》的锋利工具，同时也是构建《海南通史》这座大厦的一砖一瓦。

学人拥有了丰富的史料，就好比农民拥有了富饶的土地，加上辛勤耕耘，就会收获丰硕。

从2002至2016年，十几年的时间，两位教授的学术研究就结出了以下累累硕果。也因此为“通史”这座大厦准备了充分的砖瓦和栋梁。

2002年2月，出版《中国与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

2003年发表论文《海南岛黎族聚居地树皮布石拍的文化价值》。2004年发表《树皮布石拍的民族学解读》和《用血肉彩绘的民族》。2005年发表《黎族数千年前的土陶器皿是怎样制成的？》。

2006年3月，出版点校的《丘濬集（10册）》，在海南省第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荣获编著二等奖。最终这10册内容浓缩成四千多字的《海南通史·明代卷》第九章“明代海南重要人物简介之丘濬”。

2006年10月，出版点校的《白玉蟾集》。对白玉蟾的研究，最终在《海南通史·宋元卷》中凝化成了第六章《宗教》三千多字的“道教的紫阳内丹派南宗的传人白玉蟾”一文。

2008年4月，出版《海南史要览》。

2008年4月，出版《海南金石概说》。

2011年11月，他们在所收集的大量第一手的、国内独家的宋氏家族资料的基础上，做出了一部扎实可靠的《宋耀如年谱》。

2012年9月，他们在宋耀如年谱的基础上，写出《宋耀如——宋氏家族奠基人》一书。

2013年6月，出版的《海南史传与碑传汇纂》一书，在海南省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荣获编著类一等奖。

2014年4月，二位教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黎族聚居地，翻山过岭，调查了61座峒主庙，了解了黎族老百姓的精神寄托，出版了《“凡俗”与“神圣”——海南黎峒习俗考略》。在《海南通史·先秦至五代十国卷》中第七章第八节之五的“冼夫人由‘凡俗’走‘神圣’”一文中就揉入了这本书的内容。

2014年11月，在学术助理协助下，出版了《海南家谱移民人口史料与研究》。这是他们历时近三十年的时间，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通过与当地百姓的交流，自己出资，或购买，或复印，共获得海南省大约七十二个姓氏约二百多种一千多册海南家谱、及族谱。近二百万字的《海南家谱移民人口史料与研究》。这是目前研究海南家谱与移民最为全面的著作。

2015年1月，出版《海南碑碣匾额图志》。对于海南地方文献中的碑碣、匾铭、额联等资料的价值，二位教授予以很高的评价。他们把这些资料与在海南岛及南海诸岛中历时多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拓得的一千四百多张拓片，编纂成书，使得这些同时具有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物品资料得以保存和传承。

2015年8月，出版《南海天书——海南渔民南海“更路簿”文化诠释》。书中对海南渔民独创的更路簿进行了详细的、科学的解读，并对收集到的二十多种更路簿进行了今译今注。此书在海南省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荣获专著一等奖。其内容在《海南通史·明代卷》中成为第三章第五节的“海南渔民独创更路簿”。

2015年12月，出版《张之洞经略琼崖史料汇编》。对张之洞史料的梳理，在《海南通史·清代卷》中凝炼为第二章第四节“张之洞对治理海南的贡献”及第九章“清代海南重要人物简介之张之洞”。

2016年9月，因为在挖掘、研究和普及冼夫人文化工作中，创造优异成绩，二位教授同时被授予“弘扬冼夫人文化杰出奖”。他们对冼夫人文化的工作成果，最终化成《海南通史·先秦至五代十国卷》书中的第五章第三节“冼夫人促进汉黎民族融合”，以及第七章第八节之五的“冼夫人由‘凡俗’走‘神圣’”。

即将出版的《黎族文身文化研究》、《黎族织锦研究》，在《海南通史·先秦至五代十国卷》书中凝化成第二章第三节“史前文化的孑遗”之二“树皮布和石拍”，之三“文身的习俗”，以及第四节“从现存的石器及几种文化孑遗引起的思考”。

即将出版的《海南海盗史考略》，则凝成《海南通史·先秦至五代十国卷》书中第七章第九节“唐代关于海南海盗的记载”。

近三十载的勤奋努力，近三分之一世纪的学识积累，终将会结出怎样的果实？

他们真正动手写《海南通史》，是在二十一世纪初，之后一直断断续续地写作、修改。

周教授常自谦地说他们只是一介普通的教书匠，一辈子教书，是一名问心无愧的合格的人民教师。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它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现，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匠者，也可以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并且把这件事做精，而周唐二位教授，就是具有工匠精神的名副其实的书匠，书教得好，书更写得精彩。这种精神，在他们的治史历程中，完美呈现。

他们的学术助理陈虹，是在阎广林教授的努力下，于2010年来到他们的身边。一开始，鲜有人知晓这二老一少的存在，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在这八年的岁月当中，两名老书匠带领着一名小工，在默默无闻的海大工作室一隅，安静地进行通史大厦的建造工程。由二位老工匠手写，小工电脑操作，三人轮番校对原文，以尽量避免出现差错。

书中大量引用了《四库全书》《二十五史》等古籍及文献中的内容，因为之前没有规范写作，故等到需要校对原文时，才发现了重大弊端，即写作当时只是标注出引文在原文中的卷数，而没有标明书籍的页码。古籍文献大部分是引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版本，那时的版本大多是繁体、竖行、无标点，特别是《二十五史》，当时引用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1986年版，字体又偏小，这给校对原文造成了极大困扰。有时一句简短的话也许需要花上好几天的功夫才能找到原书的页码。即使是如此艰难，他们还是逐字逐句进行了校对。后来，改用了中华书局的繁体、竖行，但有标点的版本，又全部重新校对了一遍。就这样，一字一句，丝毫不懈怠。就像周教授曾引用的话：“一个历史学家不仅应该使大刀阔斧，也应该能用绣花针。”慢工才能出细活，这也是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

书稿反复修改，从初稿到定稿，总共修改了八稿。随着新得到资料的增多，书稿从原来的一百多万字，增加到了最终的二百七十多万字。引用的参考文献就有五百多种，数千册之巨。变动的不只是文字资料，更有二位教授与时俱进的思想认识与不断丰富提高的学识。

2017年11月，这套历时近三十载的《海南通史》终于正式出版，通史大厦圆满完工。面世之后，好评如潮，求书者众多。大家盛赞此书填补了长久以来海南没有通史的空白，当之无愧为海南史学的丰碑。

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辨法通议·论幼学》中云：“夫以数千年文明之中国，人民之众甲大地，而不免近于禽兽，其谁之耻欤？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做为一代老知识分子，二位教授更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付诸于行。2015年出版的《南海天书》，他们用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搜集整理研究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更路簿》，有力地证明了南海为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以及最早进行有效行政管辖，是中国海南人民的祖宗海，对我国维护南海权益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让大家了解到《更路簿》是南海维权的重要的法理依据。此书在当年的南海仲裁案当中为维护我国的南海主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鉴于两位教授的数十年如一日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为社会培养人才、为捍卫我国南海权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海南人民牢记于心。2016年周伟民、唐玲玲教授被评为“感动海南2016十大年度人物”。这是对他们的赞美，更是对他们三十年来对海南所作贡献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