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琳

“生活平淡是因为持之以恒，生活绚丽也是因为持之以恒。”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句话，却始终被邹立刚奉为个人箴言。而邹立刚也始终在用他的一生，来践行着“持之以恒”四个字。

邹立刚出生于湖南长沙，家中有14个兄弟姐妹。因为家里子女太多，父母难免疏忽，所以等到父母想起来该送他去念书的时候，邹立刚已经九岁了。比起正常情况下六七岁就上学了的孩子，邹立刚确实年龄大了一些，可也正因如此，他要比和他一起念书的孩子更懂事一些。当其他孩子还在玩耍的时候，邹立刚已经懂得了一边用功读书，一边帮母亲分担家里的活计。尽管这样，他的成绩还始终在班级里名列前茅。

幼年时，邹立刚家里的条件很艰苦。母亲要照顾众多的子女，辞去了工作，家庭的重担便只担在了父亲的肩上。而邹立刚的父亲作为普通工人，每月只有三十几块钱的工资，却要养活家里十几口人，生活很是艰难。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这样的环境下，邹立刚从小就吃苦耐劳，踏实能干。即使是后来的生活条件渐渐好起来，他也依然坚持着这份勤劳。

虽然户口本上写着邹立刚出生于1955年，但实际上他生于1953年，基本上可以算作和共和国一起成长。当时共和国的坎儿他都迈过，共和国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他也经历过。让邹立刚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大炼钢铁”那一年，居委会主任到家里来收铁锅。当时的情况下，每家每户只被允许留一口锅来做饭，可是仅仅一口锅对于兄弟姐妹众多的邹立刚家却是远远不够的。邹立刚的母亲同居委会主任据理力争，最终为家里留下了第二口锅。当时，年幼的邹立刚还不懂得“女本柔弱，为母则刚”，然而文化程度不高，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母亲为了儿女们同众人据理力争的场景，却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心里。邹立刚的家庭，是典型的“严父慈母”的组合，父亲对子女一向严格，母亲却是宽厚、仁爱。而一贯脾气温和、从不与人大声争执的母亲的争辩和反抗，在年幼的邹立刚心里埋下了据理力争的种子，这与他后来走上了学法律的道路也不无关系。

由于家庭原因，从小就热爱学习、成绩优异的邹立刚没能继续到高中读书。1970年邹立刚初中毕业后，便被迫辍学开始了学工劳动。做了一年多的学工劳动之后，邹立刚被分配到岳阳市城陵矶搬运厂做码头工人。在那里，邹立刚做的都是很重的体力劳动，大多是一些又苦又累的搬运工作，以至于身上留了很多伤，有一些疤痕至今还清晰可见。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八年。工作期间，1975年的时候，邹立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的邹立刚才20岁，还说不上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抱负，想的最多的，就是入了党，就有了依靠。

在搬运厂工作的将近八年的时间，虽然邹立刚的工作又苦又累，常常是结束了每天的工作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但是他唯一没有放弃的，就是对知识的渴求。邹立刚喜欢读书，只要是一有空闲时间，他就会拿起书本。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即便是在工厂宿舍里，邹立刚也常常梦到自己还坐在学校里读书。当时还只有初中学历的邹立刚便凭借着自己坚忍不拔的耐性和持之以恒的精神读完了全套的《史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在邹立刚以为自己的人生再与学业无缘了的时候，命运出现了转折。1977年，国家正式恢复了高考制度。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作为十年来首批的高考招生对象，自然也是迎来了新的春天。然而邹立刚却并没能参加第一届高考。当年，除了毕业生外，凡是已参加工作的人想要参加高考，都需要所在工作单位出示准考证明，而邹立刚所在的单位并不希望邹立刚离开工作岗位去参加考试。因此，一连两年，邹立刚都与高考擦肩而过。然而邹立刚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读书，反而更加刻苦地自学高中课程。直到1979年，国家取消了单位出示准考证明这一政策，邹立刚终于如愿地走进了高考的考场。事实证明，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这一年的高考，邹立刚顺利考入了素来有政法届的“黄埔军校”之称的西南政法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然而考入大学后，邹立刚的工作单位虽然没再阻拦他去上学，却以他因为考试而旷工为由，克扣了邹立刚一个月的工资，这让邹立刚很是不满。于是，二十出头的邹立刚独自找到工作单位的领导，义正言辞地说：“国家规定了参加考试的考生如果已经工作了的话，单位应该给二十天的备考时间，你们没有权利扣我工资！我是学法律的，你们这样我是要跟你们打官司的！”单位领导无话可说，只得退还了邹立刚被克扣的工资。即使很多年后再次提起这段往事，邹立刚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着说：“我是学法律的，可不能让他们欺负了去！”

阔别九年，邹立刚终于又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学校。在那个人才稀缺的年代，邹立刚作为大学生的待遇还是不错的，虽然每个月的补贴只有四十五块钱，但是已经足够邹立刚维持生计，甚至还能补贴家用。没有了经济负担的邹立刚便将一门心思扑在了学业上。那时还没有手机、电脑，娱乐活动也少的可怜，但是邹立刚丝毫不觉得无趣，反而很开心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读书。邹立刚读书的范围很广泛，并不拘泥于自己所学的专业课程，而是诸子经史甚多涉猎，这也让他有了更开阔的眼界，为他今后的学有所成更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学期间，让邹立刚最为头痛的就是英语。从小连ABCD都不曾见过的邹立刚不仅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英语考试，还要看一些更为专业的英文书籍，这令邹立刚大为苦恼。但是邹立刚从来就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花在了英语上，从零开始，甚至省吃俭用地攒钱买了录音机，只要一有时间，就跟着磁带练习英语。功夫不负苦心人，事实证明，只要付出终会有回报。1989年，邹立刚在中南政法学院任教期间，随着中国和瑞典之间的交流日益紧密，中瑞两国联合开展了科学和文化交流项目。对英语几乎是零基础的邹立刚凭借着他持之以恒和不服输的精神，顺利通过中国和瑞典两国组织的考试，成为中瑞文化交流的访问学者之一，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进修国际法。

正所谓“育才先育人”，1986年从中南政法学院研究生毕业的邹立刚选择了留校任教。从教后的邹立刚先后担任了中南政法学院国际法系主任、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2006年8月，邹立刚调任海南大学，从此在海南落地生根。

邹立刚原本是研究国际法的，调入海南大学后，为了响应学校“热带、海洋、旅游、特区”的办学宗旨，邹立刚同海南大学副校长王崇敏教授一起，集中力量，以海洋法为龙头，大力发展优势学科。邹立刚从教后，一直担任的是学校中层干部，多年的领导经验让他的见解独到而深刻。邹立刚敏锐地意识到，海南大学作为海南的综合性高校，就要为地方服务。因此，邹立刚从“海洋”和“特区”两个角度出发，始终致力于海南自由贸易区和海洋法的研究。2018年4月，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立也充分证明了邹立刚研究方向的正确性。近年来，邹立刚一直带领海南大学法学教师团队采用多种形式贯彻思想政治道德教育，践行教书育人的全过程；还与实务部门共建实践教学基地，与境内外院校联合培养，邀请境内外专家来校授课和举办讲座，鼓励学生参加学术会议和参与导师课题研究及申报课题，举办或参加境内外各类模拟法庭竞赛，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培养了批量不同层次的复合型人才，在就业单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专门人才。在“南海仲裁案”中，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配合国家的外交政策反击中非南海仲裁案，向中央献言献策献计。邹立刚撰写了《我国南海岛礁所涉重大现实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不仅获得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还申报立项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017年1月，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中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教授因病离世，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重要指示精神，教育部启动了“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是要各地各校以其为示范，切实推进高校教师团队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高校教师队伍，为加快“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奠定基石。海南大学法学学科是全国约680个法学专业中4个首批获得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团队之一，是海南省目前唯一获得此称号的教师团队。邹立刚作为团队负责人，为团队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作为教师，邹立刚从教三十余年，始终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他兢兢业业，模范履行教师道德规范，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践行着一名知识分子对人民的热爱、对国家的奉献、对党的忠诚以及对事业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