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雪莹

1952年，国家计划在华南地区大规模发展天然橡胶种植事业。当年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境内大部分地方都是未开发的处女地，人烟稀少、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生活艰苦。但有这么一批南下大学生，他们抱着一颗为祖国发展橡胶事业的心，放弃了更优渥的工作，毅然投入华南地区橡胶种植事业的发展中，而这一留就是一辈子。作为南下大学生这个群体的一员，张义俊响应时代召唤，肩负重任，一生都在为橡胶种植事业奋斗。2011年张义俊被评为“海南农垦60年杰出人物”。

回顾张义俊这一生，有些人和事让他难以忘怀，第一件就是享受公费上大学。

1929年3月2张义俊出生于江苏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2月南京被日军占领沦陷了。张义俊随家人避难回来后，在八府塘小学上高小，初中在私立钟英中学，高中在市立第一中学。1948年张义俊高中毕业，报考国立中央大学医科未录取，随后1949年春张义俊在私立懿光小学当老师，但没有上大学去学习更多知识始终是张义俊的一个心结。1949年4月南京解放，懿小停办后，市教育局重新安排工作。后来张义俊接到教育局通知，安排他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学习。与张义俊同时进入革大学习的还有他的两个同事，一个叫肖天铎，一个叫葛大昌。张义俊在革大学习了社会发展史，6月初，快结业时，张义俊和肖天铎还有其他一些学员被保送去北京中央军委干校继续学习。

北京干校给每位学员发了一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也就算是入伍参军了。在北京干校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和外语，张义俊被分到英语班，肖天铎分到俄语班。但张义俊入学后不到三个月，由于学习紧张，加上水土不服，生病缺课太多，校方就让他病退回来了。同车回南京还有一位女学员因患肺结核也被病退回来。

张义俊回到南京，身体很快恢复正常了。当时他的家里经济十分困难，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张义俊到处找工作。他在革大同组同学沙汉良被分配到安徽省蚌埠治淮指挥部工作，他来信告诉张义俊，单位还有工作岗位，待遇是供给制。就在张义俊考虑去还是不去时，他看到金大和南大联合招生的广告。公告上写着：招收两年学制林业专科，录取入学后全部享受公费待遇。因为心中始终有一个大学梦，所以张义俊当即决定报考。

张义俊被录取后，分配到了金陵大学农学院林专班造林专业。解放前，南京金陵大学是一所久负盛名的私立教会学校，经费来源于美国教会。昂贵的学费不是一般人家庭所能承受的，但在校生学习成绩优越的，就可领取奖学金，毕业后还可以由学校保送去美国留学深造。解放后，金大由人民政府接管，改为国立大学。当年金陵大学林专班和农专班同住在校东部外阴阳营学区，在一个团支部活动。但不同的是林专班全部享受公费待遇，农专班完全是自费。

当时张义俊的班级共录取50人，实际到校48人，中途参军退学的走了7人。金陵大学森林系的主任陈嵘老先生是我国林学界老前辈，曾留学美国和日本。在张义俊入学那年寒假期间，他破例自掏腰包请留在学校未走的林专同学吃饭。席间他十分高兴地说：自他执教以来，森林系还没有这么多学生学林。因为金大农学院历来是农艺系和园艺系的学生最多，森林系学生较少。现在一个大班学生学林，给森林系增了不少光。

张义俊在校时，共参加两次实习。1951年夏天，也就是张义俊入校的第一个暑期，他们班一部分同学和南大一部分同学去山东泰山林场实习。张义俊和留下来的同学还有森林系同学在南京紫金后山林校实习。

南京夏天炎热，在山上实习一天下来很累。传闻林校附近公路上夜晚常有狼群出现，大家早有戒心。八月一天夜晚，全体同学睡在林校大礼堂内。半夜，有位同学从睡梦中惊醒，突然狂叫，大家惊醒。接着就骚动起来，互相碰撞，边喊边叫，好像狼真的来了。陪同实习的林文棣老师惊醒后问了几声“什么事、什么事”，这才慢慢安静下来，这其实就是虚惊一场。第二天晨起，大家追问，是谁带头呼叫的，但问来问去，也无人应承。

第二次实习是在1952年春，学校接到上级命令，由农化系黄瑞采先生带队去华南实习。这次实习有张义俊本班同学，还有森林系、植物系的同学参加。到达广州后，他们同南大同学聆听广东省省长兼华南农垦局局长叶剑英同志作动员报告，接着在湛江集合。张义俊小组的同学有何松年、汪君洁（女）、经贞谦（女）、宋蓉君（女）等，测量地点是雷州半岛徐闻县下桥一带次生林地。徐闻县位于半岛最南端，全县人口不足10万人，据说华南虎有上百只。张义俊他们每天早上沿着牛车道都看到老虎大脚印，老虎晚间进村抓猪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所幸他们未在工地上遇上老虎。

来华南实习了三个月，总局领导开展动员，张义俊才知道当初将他们改入林专是为华南地区大规模发展天然橡胶种植事业培养专业人才。他们同班同学有23人响应号召，自愿报名留下工作。

华南垦殖局为了发展橡胶，早期提出方针是：“先大陆、后海南，先草原、后森林”。这是根据当时任务重、时间紧的现实处境提出来的。当年决定确定高雷地区为重点植胶区、开荒定植二万多万亩。1952年下半年，总局在湛江以南三个县（遂溪、海康、徐闻）和湛江以北六个县（吴川、水东、电白、阳江、化县、茂名）揭开序幕，全面组织指挥育苗开荒定植大会战。9月份，张义俊同郑冠标、陈作为三人被总局派往徐闻县检查督促育苗大会战。当时县里面大批橡胶种子都是从海南小胶园采来后立即空运过来，各农场大军和武工都是挑灯夜战。他们事先开垦苗圃地，做好催芽床、上面盖有荫棚，种子一到立即播种催芽。当年总局提出的“一粒种子，一两黄金”口号深入人心。张义俊他们在检查愚公楼农场时，该场场长明知有些胶子发育不良，出芽的可能性低，但还是小心放在催芽上，因为这样起码不会犯政治错误。

张义俊调入总局垦殖处工作不久，就和叶筠青（女）一起被派往化县协助县领导指导开荒定植大会战。湛江地区各县当年种下的小胶苗，冬天寒潮来袭。张义俊他们下去调查，发现冻死冻伤率达80-90％。虽然采取了多种防寒措施，如“蒙古包”、防霜棚、熏烟、洗霜等，但防寒作用甚微。1953年，总局总结经验与教训后，决定把发展橡胶重点转移到海南，并提出“依山靠岭”的指导方针。就是说开垦森林地种胶为主，草原地要先造好防护林再种胶，如今临高县红光、红华农场，原本都是一片大草原，常风很大。后来就是按照这个方针，先种好周边防护林再种胶。

1953年，张义俊由垦殖处调到总局勘察测量大队。三月份，他带领20名测量员第一次过海。张义俊小组先后完成佔县大成、临高新盈测量，最后转入白沙县会同其他三个小组共同完成白沙县大面积测量任务，并于五月份返回湛江总局，紧接着在吴川县举办一个多月测量员集训班，然后回湛江总局休整。

为了支援海南发展，勘测大队全体年轻技术人员于八月奉命调入海南垦殖总局工作。当年与张义俊一起过海的同班同学有周家树、秦振业、蒋建平、阵之廷；南大有张再科、钱蓓蕾（女），高明环（女）、黄庆云（女）、刘仲煜、许春盛等；渐大有陈汉中、柴经（女）、葛其棦；中大有陈新、高连璠等；武大有何逸芬（女）、舒治镛等。因为张义俊在白沙县境内已感染上阿米巴痢疾，回到吴川后，又发了二次疟疾（打摆子），身体体质有些下降。领导考虑他的身体已不适宜留在测量大队搞野外作业，所以后来只有张义俊一人被分配在局生产科工作。

而在局产科，张义俊遇到了另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人，徐工。徐工对张义俊来讲，不仅是他的好领导、好导师，也是他心中的恩师。徐工不仅是在业务上帮助他成长，在他的个人问题上也十分关心。

1953年张义俊被调入局生产科，1954年春参加徐工组织的全岛优良母树复查工作，工作结束后，张义俊就留下来当徐工助手。当年徐工的助手有林桐荫、胡奇、邓鸣科、陈汉中，张殿馨，加上张义俊一共六人。邓鸣科负责人工授粉，林桐荫负责育种苗圃良种繁育，陈汉中、张殿馨二人负责大田芽接和大田系比试验、胡奇调往研究所跟苏联专家学习，而张义俊负责优良母树精密鉴定工作。在他的工作范围内，设有精密鉴定工作大区。那大区由韩富光、江熙年负责，定安石壁区由蔡思坭、陈体安负责，文昌由华侨钟南负责，乐会由吴委负责，定安黄竹由黄砚田负责，东平农场由许平波负责，其他有优良母树的地方均由所在农场技干或技工负责。

1955年1月份，华南垦殖总局在广州召开第一届橡胶育种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生产部门、研究部门、苏联专家和华侨代表，为开好这个会，徐工带着林桐荫和张义俊提前到达广州为会议准备材料，徐工和林桐荫负责制定良种繁育方案和实施计划，张义俊负责撰写《1956年橡胶优良母树精密鉴定技术措施》。然后他们一起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同意徐工许多建议，如今后大田种植材料采用高产芽接树，不再种植低产实生树。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芽接问题，在会上苏联专家叶尔玛可夫根据苏联米丘林学说和原理，认为橡胶芽接是无性杂交，徐工根据东南亚多年实践经验坚持橡胶芽接是无性繁殖。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很激烈，会议最后还是采纳苏联专家的建议。因为建国初期我国提出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专家的意见具有无上权威，各级领导都得尊重和采纳。

在这种情况下，徐工不得不做点让步，将原来芽条繁殖方法由多代多次改为二代二次，就是说，在增殖苗木截取芽条只能取二次，取一次为一代，取二次为二代。以后事实证明，一些华侨带回来的良种芽条在国内经过多代多次无性繁殖，其后代无性系芽接树产量无明显差异。关于选出国内优良母树初生代芽接树产量预测问题，苏联专家过于乐观，认为将芽接苗种植在与母树相似环境条件下，产量要比原来实生母树提高一倍，徐工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持保留态度。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芽接种植在五万八千亩试验区的胶树，开割后的平均产量，不仅没有增产一倍，相反只有普通实生树的97％。根据国外文献记载，东南亚植胶国家早在二十年代就因这样做而失败。另外苏联专家还反对引进国外良种大规模种植。

华南热研院刘松泉研究员说过一句话：“洋专家害我们吃了三年苦，浪费了8年时间。”刘老曾在《纪念中国橡胶专家徐广泽》专刊一文赞扬徐工说：“你在学术争论上从不让步，你追求真理、不畏权势，你不同意苏联专家认为优良母树初生代无性系的平均产量高于普通实生树一倍和多次芽接繁殖会变的结论，后来证明你的意见是对的。”

徐工的敬业精神以及为人做事方方面面，都对张义俊影响很深，也使得他终生难以忘怀。

1969年11月，张义俊从加来兵团“五七”干校分配到四师十二团生产处工作（今邦溪农场芙蓉田分场），徐工已调入兵团科研组工作。鉴于当年兵团成立后，由于大发展大开荒全垦区很快出现畋十万亩茅草。茅草是橡胶大敌，非根除不可。以张义俊所在的团为例，70年开荒种胶一万五千多亩，茅草复生面积达八、九千亩。徐工建议兵团领导批准从国外进口不少新药剂，其中包括最有效的美国孟山都公司生产的草甘膦药剂在内。他首先指定几个农场搞新药剂试验，张义俊所在的团是新药剂实验制订单位之一，每年年底在海口召开一次汇报工作。张义俊从1971年至1975 年在下面搞药剂除茅，期间一共收到徐工给他寄来的23封信，每次信中徐工都作了详细指示，这些信件在2016年10月28日《纪念徐广泽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后交给农垦博物馆永久保存。

1975年7月热研院与海南局在琼中县长征农场召开多次协作试验会议，布置镇草宁（即草甘膦）除茅小区试验，同年12月，又在两院召开协作农场小结会议，橡胶所刘松泉所长参加并听取各单位汇报。试验结果表明镇草宁除茅试验小区药效良好，其中以芙蓉田农场除茅试验小区药效最高，喷一次药四个月检查地下茅根平均死亡率87.9％；会中代表又专程去芙蓉田农场三队果园试验地参观，仔细查看茅根死亡情况。会议结束时，两院何康院长作了重要指示，根据何院长指示精神，会后由院、局、场三方同志组成四人（周裕方、陈康仁、黄寅杨、张义俊）小组去海口向海南局领导汇报。唐胜标副局长认真听取报告后，同意与有关农药厂沟通，加强联系催促厂家尽快投产供应。

1980年国产草甘膦投产问世后，海南垦区胶园除茅现状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特点是：规模大、速度快、效果好、成本低。根据海南、通什两个农垦局1985年上报材料，1980-1984年除茅总面积89.2764万亩、节约资源4321.5万元、节约劳力1466.131万个工。大面积胶园除茅后，带来的好处是：林管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了，胶园牛害、虫害减少了，工人有多余时间从事积肥压青或家庭作业。药剂除茅一般无需动土，有利于胶园实现免耕法管理，减少水土流失，保持胶园生态良性循环。上述情况表明：草甘膦推广应用不仅解决了困扰农垦多年的茅草之患，而且也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此项目成果在1985年两局同时申报国家奖项目中，《草甘膦在胶园灭茅推广运用》获得国家科委颁发的科技进步三等奖。草甘膦在生产上广泛使用后，垦区长达30年人工除茅大会战的历史也就宣告结束。

张义俊，早年放弃安逸生活，响应国家号召，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我国橡胶事业。他秉着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专心于科学研究，为橡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张义俊本人是谦逊的，轻描淡写地叙述着自己的一生。也许张义俊并不能被大众所熟知，但张义俊的精神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