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兰

很久之前，在华中农业大学还叫湖北农学院的时候，家住武汉的张开明老人就在这里学习病虫害专业了，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植物保护。当时的张老家庭很困难，没有办法负担上大学的学费，恰好那个时候湖北农学院的这个专业不仅给学费，还有补贴这样一来老人既可以完成学业，又可以响应国家号召投入这方面建设当中了。虽然补贴可以购买一百斤大米，仍然不够负担日常开销。当时的张开明老师就开始给《长江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投稿，赚取稿费，支撑日用。什么都写，写得多，投得多，就有了点稿费。刚进入大学学习的时候，张开明老师就水稻螟虫的问题编写了一个小册子，投到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正好当时他老伴的哥哥在那里工作，于是就帮老师发表了那本小册子，并且赚到七十多块的稿费。这个经历对于张老师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锻炼，在这个过程中他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农学院学习的这几年里，老师扎实的专业知识为他今后从事橡胶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张老师自嘲他这一辈子没有大出息，但是为天然橡胶事业做了许多。他谦虚的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大学时期的生活经验。

1952年，张老从湖北农学院毕业了，这一年学院正式合并为华中农学院。当时张老被分配到了湖北省的咸宁县建设科。当时他的两个湖北籍同学，是两口子，都被分到了华南垦殖局。那个时候，橡胶是保密的，而且条件很艰苦，这对夫妇就想回武汉，申请了调离，之后他们就退回到湖北中南军区人事部，这样华南垦殖局就空出了两个名额。张老知道这个事情后自愿调往华南垦殖局。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军区人事部也同意了张老的请求。而张老和橡胶事业的不解之缘就此展开，从此，张老的一生都与橡胶事业紧紧结合在了一起。

当时的华南垦殖局在广州长堤，张老在广州老火车站下火车之后，走了七公里才长到长堤。人生地不熟，又不懂广州话，张老找了一天，找来找去，就是没能找到华南垦殖局。但是张老没有轻易放弃，在火车站和长堤这两个地方来回跑了好几趟无果之后，张老决定找人问路，就到当时广州最高级的酒店爱群大厦里面去问，这时才打探到华南垦殖局已经搬到湛江去了。当时广州距离湛江五百多公里，交通不顺畅，水路又多，坐船去都要走上四五天。刚刚二十出头的张老这下可慌了神，酒店里面的人建议他到沙面珠江路去看看，那儿有华南垦殖局，正在筹办热带特种林业研究所。

当时特林所筹委会主任是华南垦殖局第一副局长李嘉人，副主任乐天宇、彭光钦等，特林所设在沙面珠江路46-48号（解放前的英国领事馆），研究所内部设栽培部、化工部，行政部。化工部，行政部在三个楼的两个侧楼，栽培部在主楼。大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属保密单位。几经波折张老来到沙面找到特林所，在那里办了报到，在此“安营扎寨”了。

当时的农科所几十名从北京、南京等地调来的大学生几乎都没有见过橡胶树，为了让大家了解橡胶树的习性和栽培技术，1953年乐天宇教授率领栽培部从广州出发，历时半年到广西、粤西、海南等地进行科学调研收集到了很多橡胶树老树、幼苗的风寒旱害和一些寄生虫病的标本资料，这次考察给张老带来了深刻印象。这是真真实实的第一次与橡胶树打交道，发现了中国很多地方不适合种植橡胶树，在实践中对橡胶有了了解。第四病理组由张老写出了第一篇橡胶病害的调查报告。当时的中国受外国封锁，而天然橡胶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刚刚于53年成立的特林研究所从事的正是华南地区的橡胶工作，对外保密。张老作为在这编制中的170人之一，能够为祖国做出他的贡献，这让他非常自豪。1954年特种林业研究所才正式挂牌改名为热带林业研究所，后来又改名为华南热带作物科研所。研究所原来是归华南垦殖局管辖，1956年归国家农垦部管辖。因为感受到了工作带来的使命感，加上吃苦耐劳的精神。张老就这样留了下来，加入了研究所专门研究植保的第四室，从那时候开始从事在我国华南地区栽培橡胶的事业。

1956年垦殖局把将热带作物橡胶这一块转给了农垦部管理，当时的农垦部长王震说“广州既没有地，也没有橡胶，你们留在那里干什么？”就做主让单位搬到海南，也好从事科研。当时的橡胶研究基地按照中央原本的方针应该是“先海南，后大陆”，因为海南当时是国防前线，局势动荡，因而暂时改变了方针。从纬度上面讲整个中国都是不适宜种橡胶的，东南亚的橡胶种植只能到北纬十五度。海南省的三亚是十八度，海口是二十度，广东是二十多度了而且广州易受台风侵袭。由于每个地方各有优缺点，在不断的更改变化之后国家将海南列为了重点发展地区并将儋州作为研究基地。儋州解放前就有种植橡胶的历史，在海岛西岸不易受台风影响，处在背风坡。这使得儋州具备了建立科研基地的条件。

然而建立的过程也是几经波折，先遣部队到达海南之后，苏联专家反对在一个没有水电、基础设施都不完善的地方建立研究所。海南岛的条件很差，就连全国各地来的专家教授也反对这个做法，甚至撤回了专家组，退掉器材，遣散工人，决定留在广州。直到王震部长去日本访问之际，催促搬迁的事宜，研究所的何康所长才正式决定扎根儋州。在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荒原，研究人员割茅草、盖房子，建立了宝岛新村。

1958年研究所搬到了海南，当时的儋州条件异常艰苦，张老下农场搞科研才发现连接科研点的路都荒废了，坐汽车要花去四天。张老一下狠心，和同事干脆杵一根木棍子，拿一把镰刀，一边砍一边走路到陵水去。花了六个钟头走过去，把事情布置好以后，又原路走回来，到南茂去蹲点。就这样来回奔波，管理两个站点。

两院的教室都是研究所的成员自己建的。先割茅草，才能盖房子，盖的也都是茅草房，因此把学校戏称为“草房大学”。学校在1958年就要开始准备招生，为了节省时间，一边盖房子一边招生。不仅要自己盖教室，还要自己编课本。大学的教室就是茅草房，下雨天除了会漏雨，平时还会有虫、蛇跑到教室里。在刮台风的时候，茅草房都能被大风吹塌，甚至会压在研究人员身上，非常危险的。虽然当时条件很差，但人们都不讲究待遇，一心一意只想把工作搞好。

当时是海南最困难的时候，别说猪肉，连一滴油张老都没有沾过。虽然中央和省委承诺了给予研究人员们和广州一样的生活补助。可在当时落后的海南，居民连冬瓜都不会种，又有谁能够给予这些研究人员保障呢？一个月只有十九斤大米，有的时候早上吃了饭，中午饭在哪里还不知道。十九斤粮食只够每天给张老喝一盅稀饭水，一盅也就是漱口用的杯子容量那么大，才五百毫升。当时何康所长的夫人管理后勤，发动群众去割胶园的野菜，美其名曰“革命菜”，一大锅水加一把盐，拿大锅煮完就成了一顿。一人一碗，多的没有，艰苦的不得了。当时的市场上没有饼干、糖果。张老买了一斤盐饿的不行了就拿盐冲水喝下去。

张老对当时的饥饿记忆犹新，当时部队转业的军工有四十斤粮食，还能领到一小块肉，有一次军工们用脸盆把剁烂的番薯叶子和着盐巴煮，特别香。张老很想讨要一点却又不好意思。还记得一次开荒大会战，参加大会战的人可以吃到煮熟的木瓜，张老饿的要命向他们要一杯木瓜水，人家不给，于是他和同事把刚种下去的番薯连根拔起，也不管有没有毒，抓一把盐就给煮了吃了。来到海南的时候张老还有200斤，后来饿的只有90斤，整个人饿脱了形。连护士都惊讶，张老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就是在这样条件下，研究人员们仍然战斗在一线做研究。

当时张老的老伴在湖北省药剂专科学校，教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为了照顾张开明老师，老伴黄光辉要求主动调往海南边疆。当时学校的师资力量不够，不肯让她调走，一直到课程结束学校还是不放人。想着在一个人在海南的张老，黄老师心急如焚，最后决定直接去省卫生厅。黄老师坐在那里费尽口舌才让卫生厅的同志批准她的请求，最后学校终于在她把所有课程教完之后让她调往海南。

开始的时候黄老师和中山大学的罗康同志搞香料研究。当时的研究所所长为了让研究人员的孩子有书念，就带着老师们建起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学校建成了，可是没有老师。于是所长就从研究员的家属里面借调人选，开始让黄老师教化学，后来黄老师又教起了数学、物理、历史、地理。连孩子们的美术课也是黄老师教的。黄老师听从了党的安排从化学老师做到了班主任。一年后，借调的时间到了，家属纷纷回到了原单位。黄老师留了下来，一干就是一辈子。

当时的张老经常要出差蹲点，年头出去年尾回家，黄老师没人照顾也没有粮食吃只能回老家生孩子。张老托人说好话求情，让黄老师坐在运送干胶的大货车的车顶上回家，一路颠簸从宝岛新村到海口，从海口坐船到徐闻、湛江，再坐火车去广西，最后转快车回武汉。又晕船又晕车的黄老师忍着孕吐，花费四五天才能到家，其中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想象的。

1961年何所长带领研究人员种番薯，总算改善了生活条件，就在那一年老伴生下了儿子，由于条件艰苦没有东西吃，黄老师没有奶水喂养，儿子一出生就体弱还得了急性肝炎，被迫回到老家治疗。直到张老的岳母病重，孩子才接回来，可惜没有粮食，最后只能无奈的寄养在老家，一家人团聚的时光屈指可数。

宝岛的爱情故事有多少忠贞不渝、不离不弃就有多少苦辣心酸、无可奈何。这是那一代开拓者们共同的记忆，他们把他们的青春奉献给了海岛，也在这里书写着别样的爱情故事。

1962年这一年，是令张老印象深刻的一年。海南岛条溃疡泛滥，橡胶树烂得一塌糊涂。割面都烂坏了，连树根都坏了，严重影响了橡胶产量。当时张开明老人就负责这个课题。关于病害的成因大家议论纷纷、各说各话，就连每天和橡胶树打交道的干部和工人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张老和郑冠标发现割线离地面越近，病害就越严重。根据这一规律，他们就把割面提高，并在地表铺沙来保护割面。除了铺沙的方法，还采取了喷洒农药的措施。在多种措施并用的情况下，研究出一些措施，终于把海南岛的病害控制住了。

在解决了海南岛的病害之后，张老和课题组来到了云南。这里的情况更加严重，密密麻麻的一亩地最后只有十几颗好树，每个人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割胶会烂树，不割又没有产量。张老和同事在病情最严重的农场蹲点了三年才找到问题的关键。与海南的病情不同，云南的条溃疡都上树了，叶片也被病菌侵害了，并且病菌的孢子可以随着雨水流到割面上，即使提高了割线也不能解决问题。既然不能从上而下解决问题，他们就想办法阻止带病菌的雨水往下流，给橡胶树戴防雨帽。这样一来雨水就流不到割面上，从而阻止了病菌侵害树干。同时因为情况比较严重，研究人员往农药里加入了一些别的化学成分，配制出缓蚀剂，这样药效可以慢慢地释放出来。另外还利用乙烯利，提高了割面树皮的抗性。乙烯利是借鉴国外的经验，但是药水是研究所自己配的，引入国内，也是热科院首创。乙烯利在对抗橡胶树条溃疡和提高橡胶产量方面，作用非常大。当时橡胶所的副所长许闻献以及他的团队,专门从事乙烯利的课题研究。当然除了乙烯利，许闻献研究配置的其他化学药剂在提高橡胶产量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采取了这些方法之后，云南的橡胶产量大幅度提高，直到今天在对抗条溃疡的病害方面也还在沿用这个做法。

在研究条溃疡等病害方面张老虽然遇到过困难，但是却不觉得辛苦，张开明老人是真心地热爱这个工作。橡胶是很重要的物资，这些研究人员都觉得做这件事很光荣，都是全力以赴，都想促进我们国家橡胶事业的发展，为国家做贡献。张老于1984-1985年到南美巴西共和国进行南美叶疫病研究，探明南美叶疫病菌生理品种，研究出十二项检疫处理方法，改进了东方检疫处理技术得到东方橡胶国家采用，在巴西工作一年在国外发表六篇论文，在植物保护方面成果卓越。

在这项他引以为傲的事业里，也有很多可爱的同事是他难以忘怀的。其中就有彭光钦，当时拥有化学、生物双博士学位的他被打成右派，从一级教授降为了三级教授，即使如此也还是无怨无悔的做科研，甚至平反了之后还幽默的开玩笑：“你们还差我两级。”见多识广、聪明能干的他给张开明老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而对于张老来说，何康院长是他最感激的人。当时的何康院长是研究所的研究员们的大家长，把研究员当作家里人看待，即使后来做了部长也还记得住下属们孩子的名字，大家对他评价很高。当时张老的老伴怀了孩子，张老又出差没有车坐，被何康知道了就让老伴坐她的小车。因为黄老师晕车，坐在前排时还吐到了何康院长的身上，即使这样他也不在意。后来黄老师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牵着大女儿去海口饭堂打饭。那时候张老的女儿不到两岁，他看见之后就从招待所的厨房里拿出他的那份水饺给小孩吃，黄老师没好意思收，他就让饭堂煮了一碗给张开明老人的女儿。他很关心群众，他的夫人也很平易近人。何康每次来海南，到院里来，都要和张老这些人见一次面，在一起吃一顿饭。每次来，都会去生产队的每户老工人家里看望他们。他和他的夫人还有张老，之前还在儋州的露天影剧院同台唱过京戏《二进宫》。

老人的心目中，植物栽培种植是一个斗天、斗地、斗自然的工作，是注定要吃苦的。没有吃苦精神，扎实的对待工作是不行的。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也应该扎扎实实的对待工作，要真正的钻研下去，浮在表面直接抄别人的文章是不行的。“你要是不下去蹲点干实事，怎么拿得出文章？”老人当时秉持着“生产出问题，我们做文章”的信念，和那些干工作就是为了名利的人不一样，他们那帮人在农村踏踏实实蹲点搞科研。团队也得过两个奖一个是有关橡胶条溃疡的国家级二等奖；另一个是关于橡胶白根病的三等奖。张开明都是第一完成人。虽然奖项不高，但是研究成果的用处很大，张老一直认为成果的实际用处应该是高于它的荣誉的。文章很多，奖也不少，贡献多大不知道，老人不认可这样的做法。

荣誉在老人眼里远没有对国家、人民做出的贡献来的重要，对他来说他吃的苦都是为了他所热爱的这份光荣的事业。尽管因为事业他和儿子只在一起生活了一个学期，他也无怨无悔。“我曾经还写过一篇回忆录，叫《我难忘的1953年》，里面很详细地讲述了自1953年的4月份以来，我是怎么开始从事橡胶科研工作的经过。现在想想，觉得自己没有白活这一辈子。我写了很多书，发表了很多文章，跑了很多地方，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为下一代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