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功利

现已退休的曾宪松先生是一位研究橡胶的专家。他的一生几乎都在与橡胶打交道，和橡胶结缘大概要追溯到他上大学的经历。在他上大学植物分类学科的时候，老师把橡胶树作为大戟科中的经济作物代表，介绍给同学们，还在黑板上把割胶的全过程画给他们看。他被橡胶树的神奇作用震撼到了，或许那就是个奇妙的开始，只是当时他还没意识到橡胶会成为其毕生的事业。

1961年，曾宪松从华南师范学院生物学系毕业，经过他自己报名并被批准分配到两院橡胶研究所。当时的两院叫做农垦部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橡胶所就是搞橡胶研究和教学。1961年到两院橡胶所育种组之后，曾宪松才真真正正从事橡胶树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从此他开始了与橡胶为伴的生活，且一生都未离开过两院，从在橡胶所育种组，到在热作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即使是下放的时期也是下放在九队。

曾宪松最初到两院的时候，两院的基础条件比较艰苦。老师、研究人员，都在同一个不大的办公室。刚大学毕业曾宪松和其他大学生还略显青涩，身上还保留着读书期间的习惯。因为平时上课上惯了，上课四十五分钟一到就下课，休息几分钟又要上课了，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虽然下课，还是很老实地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九点到九点半是课间操，才敢出去活动。虽然当时办公室里没有老乡，但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事们也相处得很好。

曾宪松一生与橡胶打交道，参与了许多与橡胶相关的项目，他参加了橡胶树优良无性系的引种、选育及大面积推广应用；也参加了巴西橡胶树花药（体细胞），植株的诱导和移栽巴西橡胶花药培养优良品种的新技术、橡胶树的常规育种、育种新技术、良种繁殖药项研究；还参与了稳定橡胶三倍体新方法及其细胞学研究和橡胶热作资源鉴定评价的研究。从大学毕业开始干橡胶研究工作，直到他退休。可谓一生与橡胶为伴。

最初，海南的橡胶树是由海南的老华侨引种的，都是由种子育成的芽生树。这种橡胶的产胶量也很高的，年产干胶量也可达几十斤。当时国内的无性系种植技术并不成熟，取出芽条、芽接成无性系，产量就会降低，也就无法推广。但在他负责清理育种组历史档案资料时了解到，苏联专家叶尔马科夫交流访问时说无性系繁殖出来会高产，这也就激起了曾宪松对无性系橡胶种植技术的研究兴趣。

曾宪松刚工作时，国外优良橡胶无性系还没有大量推广，绿色芽片技术也还没有正式出来。曾宪松和同事们都致力于研究如何加快速度引进国外高产的无性系，引进之后如何让它快速推广。为了发展优良橡胶无性系，橡胶所就利用当时的几个老农场在搞引种，但选出育成的国内无性系太多，且产量不高，无法快速推广。最后在刘松泉的带领下，去锡兰引种，在海南把引入的无系性芽条芽接成芽接树，又把芽条分给云南、福建、广东、广西及海南各个育种站，统一布置适应性系比实验，由此我国的优良橡胶无性系也就逐渐推广开来。

但在无性系推广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问题。当时云南每年的无性系品种，芽条是从海南用飞机专机运去的，那些芽条也都是来海南锯的。用大树枝条作为芽条，但是橡胶的芽条，大的芽条有很多死芽，且很重，利用飞机运输成本很高。曾宪松提出若能用绿色芽片芽接，就会就方便很多。在1963年，曾宪松和刘晋兴同志到云南热作所去，传授形态鉴定的技术，在研究所搞绿色芽片芽接有关实验。通过不懈的实验研究，成功地解决的运输过重的问题。现在云南的橡胶产量，比海南还要高一点，曾宪松谈到，橡胶无性系引种育种与大面积推广甚至全面推广是广大农垦干部、科研人员和工人他们的功劳。

在橡胶研究的生涯中，曾宪松先生曾出过几本专著。在一般人看来，区分有性系与无性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们的外观很相似，可是产量却相差几倍。为了分辨它们，就需要仔细观察，从其花、叶、果的形态来进行分辨，抓住各自特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宪松编写出了橡胶无性系形态鉴定图谱。图谱是种子下的无性系产品系之间的分辨，要比一般植物志的难度还大。曾宪松先生得益于他华师的老师，因为大学期间动、植物实验课都要画图，那个时候，由于工作组没人画图，曾宪松就自告奋勇就画了。在着手画图的过程中，才感受到了那个时候条件的艰苦。不同于现在的人们可以坐在空调房里，用着电脑画。那时候绘图往往是在林地里，搭个草棚，草棚里面就摆上一个很简单的桌子，就拿枝蘸水笔一点一点地画出。没有专门制图的硫酸纸，就连画图的笔也算不上笔，那个时候是没有墨水笔的。曾宪松就拿一个尖尖的小竹子，都是蘸水笔，他既要看着树，又要把他们的每一个特征综合起来。即使条件艰苦，态度也异常认真，就算是画树的种子，也要抓住同一品种的不同种子的突出特性，利用制图的那个点式，点点点点，点出形状来，时刻小心翼翼。曾宪松说道，要是一不小心，大力一点，滴一滴大水下去，如果滴多了，这一张就坏掉了，所以要非常小心翼翼才行。

在研究种植橡胶的生涯中，曾宪松先生经历过很多困难，包括面临生命危险。

在比较无性系的抗风性的时候，遇见台风天的时候，就需要站在那里去看风，去林地里面与橡胶树一同经受风的考验。台风要来时，工作人员要先去绑橡胶树，绑好就搞桩固定，台风来了就站在树下，去观察风是怎么转的，看风怎么去破坏树，去观察不同的品种耐不耐风，树是怎么抗风，怎么断裂的，树枝有没有断裂，劈成一半了，或者是叶片缺叶了，这就是他们研究的课题。在台风时记录不同品种的抗风性，不同品种的特性、不同品种的的习性。最后得出了PR107抗风性最强的结论。

在做橡胶新技术育种的同时，还研究多倍体。这需要在树上涂秋水仙素，就是拿着药涂树上的雄花，涂完了之后就把雄花拿来授粉，然后才能做出来多倍体。曾宪松发表了许多有关的多倍体、三倍体、纯四倍体的文章在两院《热带作物学报》里面。让曾宪松感到自豪的是在这方面的研究我国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东南亚的外国人看到文章，两年后也还前来咨询两院的研究技术。

在进行多倍体研究的时候，授粉架要搭到十几二十米，由于风在吹，雄蕊又十分稀少，很难拿，有一次正值台风刚过，竹子和绑着的藤都烂了，竹子一踩“啪”地塌下来，一不当心曾宪松就掉了下去，竹子也插到他身上。当时年轻，受伤不怎么严重。还有一次在爱民桥，也是在折授粉架的时候，曾宪松和几个工人，一个人一条柱，拿着砍刀，先砍掉上面的藤，一截一截砍下来，砍到五六米高时，由于出力去砍，脚踩的藤烂掉了，曾宪松两脚一空，一手还拿着刀，他一手急忙抓住一个树枝，吊在那里，当时把那几个工人吓坏了；好在曾宪松年轻的时候常常运动，双杠不错，又不胖，才没掉下去。

为了做橡胶研究，曾宪松经历过起码两次有生命危险，至于大伤小伤，全身到处是。曾宪松的腿上有一条醒目的伤疤，是七十年代落下的。那天，外地农场来拿橡胶芽条，曾宪松带病工作，在苗圃里砍芽条，发烧三十八九度去砍芽条，拿刀没力，砍不动。当他一用力，芽条断了，就砍到腿了，伤口砍得很深。

还有一次曾宪松去山上，取芽条下来做实验，结果砍完掉下来一把刀，从上面一划下来，把他的脚又划了一条口。急急忙忙地赶到卫生室，刚好有小孩受伤，也在那里处理，就只能在那里等，最后才治疗。在搞橡胶组培的时候，通常一个上午接四、五十管，曾宪松效率很高，为了争取多做一点就继续干，结果一塞棉签，那个泡过硫酸的试管就裂了，裂了的试管就插进他的大拇指里，由于医生的技术不怎么高明，缝到了他的手指神经。几十年来，他的拇指都弯不下来。还好研究室的试管都消毒过，都是无菌的，没有造成大的感染。

曾宪松说道橡胶树研究也是有风险的。如果这么摔下来，不死也只剩半条命了。所幸辛辛苦苦，也做了一辈子了，平平安安地过来了。

曾宪松因公出国次数不多，1990年他去过美国，接受培训并验收、领回生物次生代谢产物的发酵罐。回国后他就研究香草兰，把细胞放在里面发酵。

1992年，新加坡大学的专家到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来，找人和他合作研究。刚好由于他是搞橡胶组培的，恰好合适，一月份就到新加坡去了。合作研究的项目是橡胶转基因，在为期四个月的研究过程中，曾宪松负责细胞培养的，利用细胞进行转基因。在新加坡期间，曾宪松的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在刚开始的时候，新加坡方面的人认为曾宪松年龄太大，不能做一些实质性工作，其次，新加坡大学的科研报告，都是内部的，包括曾宪松参加工作都是国家级保密的。科研结果作报告时，与曾宪松合作的那个硕士把结果做成幻灯片，在放映过程中气氛变得热烈了。在研究单细胞同时，曾宪松想到如果单细胞出苗就好了，因为它是纯的。不过把细胞转出来是一回事，把细胞养成一棵树，是很不容易的。让曾宪松遗憾的是时间不够，仅仅四个月，是不可能的完成这个美好的设想，所以只能做出了一些阶段成果。在曾宪松从新加坡回来之后，他利用这个办法研究多倍体，通过染色体处理，再用秋水仙素去处理橡胶细胞，最后弄出了多倍体，纯四倍体。苗已经出来了，但是很遗憾，苗死了。

1998年曾宪松陪院长去泰国考察。在泰国农大到两院访问之后，他们就去回访，同行的还有傅国华等。在泰国访问期间，给曾宪松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泰国能够控制果树成熟，在树上保鲜，即反季节水果，该摘的时候，可以把水果留在树上，到了淡季就可以拿出来卖，反季节销售。

1988年成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曾宪松就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去了，也是搞橡胶的研究。开始的时候，主任是黄宗道，副主任就是郑学勤，曾宪松就是一个工作人员、课题组长。后来黄宗道退了，郑学勤就当了主任，曾宪松就当副主任了，一直当到退休。

在曾宪松看来，工作他们是一个团队的，主任以及副主任对他都有很多指导意义，比如郑学勤啊、刘松泉啊，都是他的老领导，对他都有很大的帮助。黄院长很关心实验室的正常工作，工作的时候，他都会来看工作进展。曾宪松说道在黄院长的支持下，他当上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在工作上很感谢他们的支持与帮助。

在工作上得益于的刘老的指导，刘老对他的的帮助很大的，正是因为刘老的引种，才让曾宪松做那么多的课题研究。与郑学勤同组的时候，曾宪松与郑学勤共同研究课题，一人写头，一人写尾，分工配合的，做得十分融洽。在课题研究中一起去想，一起去实践他。曾宪松有自己的想法时，就去请示他后，在得到郑学勤的认可后就去做。郑学勤对他而言不仅仅只是他的领导。年龄比曾宪松大一些的郑学勤，会用人，也很懂人，对曾宪松的帮助很大，在曾宪松看来，正是因为郑学勤给他这么多机会，去锻炼去做，才会有这么多东西出来。总之，两院和谐融洽的氛围与所有的领导对他的帮助成就了曾宪松。

在两院工作中也有很多国家领导和外国专家来进行视察，其中也有参观者去过曾宪松工作的细胞楼。1990年5月份，江总书记到过两院，来过细胞楼参观，还专门来看曾宪松研究的红香蕉。江总书记到细胞楼的时候，曾宪松在组培室里给书记介绍情况，然后陪书记去地里看各种组培苗。平易近人的书记还和曾宪松握手了，且书记鼓励曾宪松等工作人员，希望他们做得更好。

1998年12月份曾宪松退休。总结他来海南工作的这几十年，就是研究橡胶，从头做到尾，做了杂交育种的，做了新技术育种，做了橡胶的细胞培养，等等；以前每年都有个橡胶方面的国家攻关课题，他也做了；而让曾宪松做得比较开心的是橡胶三倍体是他想出来的。在橡胶研究过程中，曾宪松很感谢国家的照顾。曾宪松在1978年是助理研究员，1980年转了副研究员；1988年，农业部给他颁发了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国务院还给了他国家特殊津贴。那时候搞科学，海南省政府非常重视，，在海口科协会开会，他也上去领过奖。

关于科研方面的荣誉，曾宪松曾得过许多奖项，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以及很多其他的小奖。以及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一二次，省科技大会奖一次，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财政部颁发的国家重大科技成果集体荣誉证书，还有一等奖，总共十多项。

曾宪松一辈子研究橡胶，尽力工作，报答国家。在他看来，虽然干橡胶很辛苦，有危险，现在老了不能做了，但这一辈子还是很值得的。现在能够平平安安过日子，也是很幸福的，也很感激国家对他成绩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