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兰

刘秀娟老人193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58年考入了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植物病理专业。当年学校将学制从四年制改成五年制，所以刘秀娟老人毕业的时候是1963年7月。那时毕业后是由国家分配工作，先由系领导公布接受单位名单，然后本人填写志愿，最后领导根据学生的政治条件，比如家庭出身和个人各方面的表现等，然后分配工作。当时国家鼓励青年人往边疆艰苦地区去，因为刘秀娟老人当时在班上是团干，要起带头作用，所以第一志愿是甘肃 ，第二志愿才是海南。甘肃是由一班的一个党员去了，她被分到了海南。当年她们系分到海南有三人，她和病一班的顾培劳一起分配到植保系，另一个班上的同学被分到尖峰岭。刘老这一代人想的和现在的人不一样，当时是哪里艰苦就得到哪里去，组织需要就是她们的志愿，当时的刘老师是从广州坐船来到海南的，在船上碰到了海南这里的老同志陈文和他的夫人文善静，陈文跟她们说橡胶是战略物资，1958年该所从广州搬下来是保密的，顿时一种神圣感从刘老心中升起。

从海口到两院只有一百多公里，可她们从早坐车到天黑才到，8月20号刘老报道入职。刚来到宝岛新村时，她不知道有什么平价的东西，只知道东西都是贵的。当时北京毕业的大学生转正后工资是五十五块，而她在海南转正后工资是六十六块一毛五，海南是十一类工资地区，北京是六类区，当时国家为鼓励年轻人到边疆地区工作提高了这边的工资待遇。虽然算起来，是多出十多块吧，但实际上是顶不了北京那边的五十五块钱用的，这里什么东西都是贵的，北京有平价的东西可买，而海南没有。就算有钱很多东西也很难买到。刘老仍记得一次同学从尖峰岭来看她，她只好骑着单车跑到那大区买了一斤肉回来包饺子。“这样也好，我们能存下钱。”刘老这么说到。

刘老师在北农大学的是大田农作物，对这里的热带作物都没听过更别说看过了，因此还闹了一个笑话。有一天老人在招待所第一次看到橡胶种子，便惊奇的想，真是热带地区啊，这儿的蓖麻子的种子都比北方大，后来一问，才知是橡胶种子，出了一个无知的大洋相。

出于橡胶事业发展的需要，1963年何康院长从全国各个高校要来了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来从事橡胶和热作事业。大概有四十多位毕业生从全国各大院校分到“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工作。其中有四位分到了植保系。植保系的主任是陆大京，系支部书记是梁荫东，主要研究的对象是橡胶。全系分病理组、昆虫组和微生物组，大概1964年后微生物组就随着加工系搬到湛江去了。武汉大学的黄俊良去了微生物组，华南农大的黄朝豪还有顾培劳和她都在病理组，不过研究的课题并不一样，黄在白粉病课题组（郑冠标负责），顾在根病课题组（陆大京负责），刘秀娟老人在条溃疡课题组（张开明负责）。当时病理组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这三大病害。

1963年，国家规定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单位之后必须参加半年劳动。刘老因此被分到了植保班劳动。后来系领导因橡胶条溃疡病研究的需要，将她提前从植保班调出，出差到万宁县东兴农场参加橡胶条溃疡病的防治和发生及流行规律的研究。后来在洪祥千的带领下，刘秀娟老人和负责化防试验的黄庆春、负责田间气象记录的裘球生一起到了东兴农场。洪祥千在交代了相关试验的具体做法和注意事项之后就离开了农场，所有的研究计划都是院里的老同事们制定好的，她们负责执行。然而这对于一个从未见过橡胶的人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刘老是总负责人，一到下雨的时候就有工人去问她能不能割胶，刘老不懂就立刻去请教割胶辅导员，这才学到了下雨不能割胶的知识，她在农场的工作中学到了很多相关知识。那是老人工作的第一年，由于试验的需要，元旦和春节都是在农场生产队度过的。农场的条件相当艰苦，没有电灯，晚上就靠煤油灯照明。厕所离得远，晚上想方便就只好自找方便之处，而周围都是橡胶林，这对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来说，还真是困难不小。

而同事对刘秀娟老师的照顾也让她记忆犹新，1964年忙着芽接的刘老累病了，冬天没有前往东兴农场做试验。可偏偏那年冬天，西路一带的农场出先了严重的条溃疡病，院里高度重视，何康院长带着老人亲自前往调查，并委任刘老留下辅助植保员防治。临走前，院长对农场的领导说：“我们这位同志的身体不好，你们要好好照顾她。”那一年，生产处处长总是骑着单车载着刘老去调查指导，老人回忆起这些仍然十分感动。

1962年条溃疡病发生时，洪祥千从病班里分离出了疫霉菌。同时由于冬天阴雨连绵，利于这个病害的发生。张开明等老同事们，根据此病发生的条件，当时对防治上提出了“一浅四不割”的做法，割胶的深度要浅一点；下雨天不割，割面不干不割等。65年到66年，老人和同事到东兴农场进行病害防治和流行规律的研究，刘老是主要负责人。微生物所的同志研究出了抗菌素带到了农场做药剂试验，结果这个药不仅没有效果，还让实验的树皮烂的一塌糊涂。工人们一下炸了锅，都说是那个北京来的搞烂了树皮，这可让老人背了一个大黑锅。后来因特殊时期，暂时停止了试验。再后来因割胶使用了乙烯利后，橡胶树的割制发生了改变，条溃疡也就未出现过太大流行。

到了68年，南滨农场发生了橡胶树枝条枯死的现象，当时处在特殊时期，院里不敢让资格老的同事外出调查，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刚来没几年的刘老身上。经过调查研究，他们认为那是因前一年橡胶白粉病的大流行，造成橡胶树的营养不良，加之第二年的大旱，又造成了后期的营养跟不上，而使树上的大批枝条枯死，这是典型的先病理后生理作用所造成的现象。老人和同事回来后就将调查结果上报给当时的海南农垦局了，局里对老人的调查给予了肯定。

文化大革命时期，军代表从香港拿回来了一瓶乙烯利，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但是一小瓶哪里够用啊，大家得自己研究出来。当时一个解放军和刘秀娟老人的老伴黄圣明，还有黎世钊一起研究乙烯利的合成。开始的时候什么资料也没有，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要自己摸索，不同的道路都要试。两个人在实验室废寝忘食，早出晚归，由于实验中要用大量的硫酸，手表链都变黑了。在查阅了大量资料，进行了大量实验之后终于合成了乙烯利，为大田实验提供了自己合成的样品，加快了乙烯利的推广速度。

69年之后，绝大部分人都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刘秀娟和老伴也被下放到了琼海县的东红农场的五丈岭队，农场里只有他们两个个人是从院里来的。当时的海南，各个农场都有两院的人，但即使同事就在附近的农场，他们也从未见过面。刘老一开始被分到了强劳动力班，谁知刚下放的第一天就累倒了，所以队领导只好重新将她安排到生产队的苗圃队劳动，就是橡胶育苗。其实，这里的工作并不轻松，主要是挑水，这一担水只要上了肩膀，就不能放下来了。水桶前面有个花洒头，得边挑着，边给橡胶苗洒水。苗圃里面除了浇水、还要除草、管理。

那时正是海南橡胶大发展时期，所以除了育苗外，他们还被安排上山去开荒，开荒时是全队人总动员出动，边砍，边不断往前走。军工队对连队的工人交代，要对来的大学生进行劳动改造和监督。早上三点老人就穿着衣服起来劳动了，随着劳动的前移，太阳也升起来了，流汗之后刘老把衣服扔在了附近的路边。后来工人们开始把扔下的衣服拿走，她也想折回去拿衣服，管理苗圃的班长不让，这下可惹急了急性子的刘秀娟老人，“拿衣服也不行吗！我们是按照中央指示来锻炼的，不是来劳改的！”老人忍不住骂了起来。而刘老的老伴总是很能干，上山开荒总能找到一些好吃的野果子带回来，其实自己没吃多少，倒是都分给了知青们，知青们都奇怪地说：“哎呀，老黄你怎么那么能干呢！这些我们都没见到，只有你能见到。”回院之后才知道他们下方的农场还算好的，植保系的另一个同志崔元方在生产队的时候好心烧热水给生产队的知青洗澡，生产队就将他出身不好的老公拉出来批斗，说他们收买知青。那段艰苦而特殊的时期，每个人都有一些这样难忘的记忆。

71年之后刘老生下了女儿，老伴也下放回来了。而那一年五月正是湛江地区的红五月农场发生橡胶炭疽病流行的时期。1972年，老人和张开明同志两人一起前往这个农场进行了大量研究调查，但是到了好久也没有见到炭疽病的发生。张开明同志有些沉不住气，怀疑1971年的炭疽病是误报。刘老觉得，就算没有大的病情发生也会有一些小的苗头，果不其然该病发生了，并且这一年的研究为以后研究炭疽病的发生和流行规律打下了坚实基础。橡胶研究是院里的重点，因为在热区只有橡胶的种植面积最大，经济效益是其他作物无法比拟的.73年到77年前后六年，一直是院里的重点项目，由刘老主持。后来刘老的研究转向才由别人接任。

刘老是个淡泊名利的人，77年海南发生了炭疽病情，她的同事冯淑芬和王绍春通过和农垦局的合作得出了成果，获得了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个项目是院里和农垦局申请的，第一名当然是冯淑芬老人，第二名是农垦局的人，冯老认为这个项目是刘秀娟老人开的头，第三名应该是她的。刘秀娟老人把名额让给了王绍春同志，94年的时候刘老已经是研究员了多一个奖对她来说没什么，可是对中专毕业的王绍春同志用处可就大了，他学历只有中专升职称困难一些。开始的时候农垦局知道第三名只是一个中专毕业的辅助人员还有些不乐意，后来知道是刘秀娟老人主动让出去的也就不好插手了。最后排来排去，刘秀娟老人成了第十五名获奖者，是不是最后一个就不得而知了。

78年以后，西北大学的李教授申请到了一个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炭疽菌，辗转找到了刘老，于是他们和四川农业大学的冷怀琼老师一起开展了工作。刘老负责采集热带和亚热带的炭疽菌标本。当时的经费少的可怜，每年只有1000块，而刘秀娟老人和杨业桐两个人带着标本，辗转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广东、海南各地收集再进行分离和鉴定。在研究的过程中老人无意中发现，除了有病的果、叶和秆能分离到炭疽菌，从没有病害症状的叶片和果实中也分离到了炭疽菌。经查资料，才知炭疽菌有潜伏侵染现象，这与水果采后腐烂有关，所以她立即申请了一个科学基金的项目，就是“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真菌潜伏侵染机制的研究”，当时基金的经费不高，两万元三年。老人就采取指导“华南热作学院植保系”的毕业生，对番木瓜 、香蕉、柑桔等亚热带水果做了大量的采样、分离和试验，毕业生的参加确实帮刘老来完成基金的任务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按时完成了任务，并写出了七篇论文，分别发表在“真菌学报”“病理学报”和“热作学报”等杂志上，刘老还记得有一位巴西学者曾来信索要关于潜伏侵染的原文。

热农院是一个产业部门的研究单位，纯理论的基础研究很难持久，所以必须要进行应用性的研究课提，刘秀娟老人想，既然发现了真菌的潜伏侵染与水果采后腐烂有关，为什么不去搞水果保鲜啊？当时海南正在大力发展芒果，再有因为老人知道广东已有不少人在搞香蕉的保鲜工作，而且也限得了一些成绩，不想再走别人的后路。所以后来她就从芒果开始搞起，并取得了一点成绩，也出席了全国合种有关水果保鲜的会议以及国际柑桔会，在会上也结识了一些同行的人员，比如广州农业科学院的刘朝桢和广州植物所的黄帮焰，并经常和他们交流和合作。

老人说她是一个信命的人，讲的好听就是机遇问题，其实也就是俗称的命。1986年海南还没有建省，她的研究成果已经获得了海南的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芒果综合防腐保鲜的研究”，获得海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这个奖有些小插曲，当时的省委书记想弄个科技奖的重奖，于是就把所有的奖项往下压一级，可是最后发奖的时候也没能得到重奖，因为省里面并没有钱。回忆起这些事情来也是些很有意思的插曲。

98年院里面决定返聘老人把研究生带完，不料另一年的新生一定要刘老师来指导，于是院里返聘她到了2002年，刘老师才正式光荣退休。

刘老师在两院工作了三十八年，她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两个阶段：开始工作前大约十五年，主要是在张开明等老同事的指导和帮助下，与橡胶病害打交道，前后从事了橡胶条溃疡病和橡胶炭疽病的研究。后面二十三年完全是由老人自已开创出来的路，以热带水果为重点，从事了热带水果的防腐保鲜以及采后病理学的研究，既有理论也有实用价值的研究。这些工作都为两院在我国的采后病理学和保鲜事业领域占了一席之地。

其实，老人一生中总共有三次调动的机会，一次是在1976年的北京农业大学，一次是1978年的广东化工研究所，第三次是1986年南京农药研究所。最后全因为院有关部门不放，三次都没能调走。当年看到周围的同事都陆陆续续的调走，而老人自己和老伴却走不成的时候，她和老伴也很无奈。他们只有一个独女，因为当年老人工作条件艰苦，经常要下农场做试验，不得不把刚出生的女儿放在扬州的老家。后来尽管接了过来，工作在一线的他们两口子也没能好好照顾她，在成长的阶段给她的关爱太少。每每提到这里她都很愧疚。她想调动工作，是为了补偿女儿。对于热作事业，老人是问心无愧的，对于橡胶事业老人也是尽心尽力。其实在老人心目中，他和丈夫两个人因为事业而结合在了一起，或许老人这一生注定与热作事业紧紧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