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民

下过南洋的人，大多都有一股“闯”劲。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邱德勃老师，就曾经是一名“南洋客”。少年时，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于当时海南最好的华侨中学，年仅十七便就读于中山大学。1983年，他还进修于英国利兹大学。邱老作为教授，四十年的高等教育事业，为祖国输送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甜美的果实，永远由辛勤的人种下。

邱德勃老家在琼海嘉积镇。

琼海人，家家户户都有三两华侨亲戚，或许本身就是华侨。

今天的琼海在办国际化疗养中心，但在邱老出生的那个时候，琼海的生活环境却很艰难，那里自然条件本身就不好，更没有什么交通可言，所以日子并不好过。

邱老的父亲，决意“走出去”闯荡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为了生活，上海，南洋，远洋，哪里都闯，这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人那时候刚到马来亚，哪有什么今天的人幻想的小洋房住？背包没有，什么都没有，就连衣服也没有。一人捏着一纸破船票，就这样告别了家乡，来到异国打拼。一个人若是打下了点“江山”，后来的亲戚也好受到点帮衬。在南洋当地，照相，补牙齿，做毛巾，只要能补贴家用的职业，邱父全都做过。勤劳的中国人就连种植园的劳苦工也愿意干，就这样凭借双手，硬是在马来亚“闯”出了一片天。

很遗憾，邱父在邱老很早的时候就去世了。一家的生计重担落在了邱母的肩上。邱父邱母都是读过书的人，邱母还上过广州妇孺产科学校。她是一名助产医生，就这样一人拖着几个半大的孩子来到了马来亚的滨海小城—加马挽。那时满大街都是做生意的华人，马来人则在乡下农村。

日子平和，算是能过。

但是日本侵占马来亚后，一切又都变了。

邱老一家都被日本人赶到了山上的大森林。住的是茅草房，葵叶做屋顶，厚树皮做墙。根本没有大米吃。为什么？那稻粒一种，便都给鸟吃个精光。番薯、木薯，填了几年的肚子，没人敢下山，怕下山被日本人的枪打死。直到日本投降后，一家子才回到加马挽。邱母把邱父留下的相机支起来，靠照相赚点钱，可惜她技术不行，收入很低。小店铺，开不成，炸油条，卖不掉。邱德勃的兄弟姊妹那时年龄都还很小，家里困难到揭不开锅了，没办法，在亲人的帮助下，坐轮船用了足足七天七夜，才于1948年中回了海口。

那时候坐船太不容易了。

睡在甲板上算是一件幸运的事，船底舱压根就没有通风。船很晃，饮食只有饭，没别的东西。邱母，拉扯着那时还年幼的邱老，妹妹，弟弟，一共四个人。回来后邱母在嘉积开了个助产所，颇有名气。日子勉强过得去了些，赚一分算是一分，因为田地可以种粮食，邱家也买了一点田。

我们今天提到华侨，总能想到很多国家的对华侨的优惠政策。实际上归侨是解放后的说法，当时并没有，那时候人们把从南洋回来的人，都叫做南洋客。那时候马来亚是英人管辖，比较自由。南洋客们虽都是大包小包回国，但不是所有人都发了财，有的是穷的叮当响。在南洋那边，只要你勤劳，总能吃饱，甚至吃好。有本事的还能在当地成家立业，但华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赚了钱都寄回家。马来人不一样，他们靠着自然天赐，不花什么力气也可以活下去。

华侨的钱怎么寄回来？用长长的信封写好：寄给琼海某某村某某人，批局安排人直接带钱到你家里，你还要从辛苦挣得钱里面忍痛拿点出来当作跑腿费。批局的规模大，一般在新加坡、海口设点，这种又像银行又像邮局的机构到了解放后才慢慢没有了。那时候虽然批局也讲究一条龙服务，但跟今天发达的物流比，肯定要麻烦了许多。邱老那时还小，这些琐事，邱母操了许多心。光靠助产所的一点儿生意，还养不了一大家子。邱老那时候已在海口念高中，这也需要钱。好在以前去马来亚相对自由，邱母又来回奔波了几次。从那时起，邱老虽然在国内一心一意扑着教学研究事业，但也时常惦念着海外家人的生活。

前面提到1948年，邱母带着邱老、弟弟妹妹从马来亚回了国。但邱老的哥哥却留在那边的亲戚家打工。哥哥那时只有十五六岁，之所以留哥哥在那边，是因为邱母没办法一次带那么多孩子。大哥后在马来亚定居，以照相为生，但钱不太好赚。一年365天，整天都穿着背心短裤，忙着照相，在暗房里冲印照片，将六个孩子拉扯大。

大哥的孩子念的是马来西亚本地的学校，读书必须要读马来语。中文和英文同时学太辛苦，他的所有孩子都选择了学习英文，不太懂中文，到了第三代孩子就基本不懂海南话了，都是讲英语。大嫂是大哥回来一年后娶的，结婚时两个人都很小，结完婚大哥先去打拼，大嫂53年才跟过去一起生活。53年那年，邱老十岁的弟弟也被邱母带到了马来亚。邱母没有多余力气把他带回来，弟弟就此跟着大哥生活了，妹妹因为耽误了一年读书时间，高中毕业后碰上文革，没有读大学，后来结婚生子，在琼海嘉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因为邱老要在海口念高中，没有像弟弟妹妹一样跟母亲来回跑，之后就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在学习研究上了。

邱老记忆中马来亚的两所华侨学校并不算是正规。

一个老师包一个班，不，三个年级。

从语文数学到唱歌跳舞图画，都是由一个来自广东的老师教。

刚开始还可以学跟国内一样的课本，后来马来当局就不允许了。邱老也上了正规的华侨小学，不过那时候正逢日本刚投降不久，学习生活条件也很困难。

现在我们的国家对华侨有着很多优惠政策，包括上学和就业，可那时候邱老是普通的嘉积人，没有任何的照顾。

邱老凭自己的真才实学1952年考到海口华侨中学，与他的归侨身份没有关系，那时候侨中海南最好的中学，有的同学还考取了北大，邱老因为是班级的佼佼者，所以才能去中山大学学习。原来的侨中范围很大，和现在的海南大学差不多，抗战时期，日本人占了这里，用作军营，建了一些日式房屋，所以邱老师入学时，教室、实验室、学校的办公场所等都是日本风格的房子，后来年久失修，都给台风刮没有了。学生宿舍是在山坡上，文革之前，龙华路省人民医院出去就是海，路都是靠很多人一点一点填的。邱老去中大读书后，也没有什么照顾华侨的政策。那时候没有任何人谈“侨”这个字，也没有这种意识。但是从南洋回来的大伙倒是会有一些活动，聚一聚，一起唠唠嗑，讲讲故事。

邱老认为，华侨本身的思想、感情都希望祖国强大。如果国家弱小受欺凌，在外面肯定是人家欺负他；要是国家强，他在外面腰杆子都硬一点，做人、走路都不一样。

中大学成归来，邱老被分到了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它是1958年底成立的，原来叫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因为它有个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就现在的热科院，靠它，现在才留下来。那时候国家实行调整、整顿、提高政策时，好多高校都没有了。很多老师要在两个单位兼职。新来的去学校，还有很多老师从研究所过来。那时候有个有趣的事儿，何康因为又当所长，又当院长，又是书记，邱老和同事们都叫他“何所院长”。何康多才多艺，每周的文娱活动必到，从头到尾，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除了他有时要去外面出差，开会，不管演奏，还是跳舞他一个不落。邱老打心底佩服这个和大家亲近的，充满精力的院长。他出差回来背包没放下就坚持下基层，关心饭堂师傅的生活。以前没东西，饼干都没有。但木薯有的是，“何所院长”就利用这个组织了很多大型活动，给教职工们带去了很多欢乐。他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邱老等同事带领学生到野外认识植物，院长认识很多植物，又能熟练地说出他们的拉丁学名，令人钦佩。1960年下半年开学不久的一件事让邱老记忆犹新，他和谢石文老师到试验场6队附近采集完标本，拎着大包小包，突然公路上就来了辆小汽车，何康院长一眼就认出了这两刚来院的小助教，亲切地请他们坐车。邱老回忆起院长，评价他学识广博而且深入教学一线，平易近人，给予了师生们很大的鼓励和帮助。

当时像邱老一样很多当老师的人，到了新学校之后，是一边学一边教。那时候哪有什么幻灯片，电脑？植物学要老师们自己切片，教学的挂图要用手亲自绘制，实验室条件也差，那时候国家困难，没有钱买实验教学设备。但好在漫山遍野都是植物，出去就可以跟大自然看和学，不懂就问，老实请教。邱老和很多归侨老师们就这样边学边教书，他幽默的称其为“赶鸭子上架。”学校的第一届大学生是1958年的9月份进来的，原先上课的老师因为改上别的课，邱老就给这届学生上了一部分内容。但邱老认为，他真正完整的上课是从59级开始的。

那时候两院刚刚创立，条件很艰苦。住茅草屋，点煤油灯，漱口的地儿在灌木林。要柴火倒是容易，要搞点东西就动手挖坑，把锅架好，就可以煮些东西吃。部分学生宿舍、教室是钢筋水泥的。有些教室条件好些，是砖瓦盖的，可相当一部分还是茅草盖的。百分之百的老师们住的都是茅草房。一栋四层的老教学楼，没有钢筋水泥，柱子都是石头垒起来的，照样用了几十年。邱老当时也纳闷，这就是他们这些大学毕业生今后生活和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地方吗？后来邱老才知道这里汇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教授、专家，他们没有害怕艰苦，选择扎根宝岛，默默奋斗，这种精神感染了邱老。

笔者写到这突然想到刚来海南大学（城西校区）时还抱怨过六人寝的住宿条件不是特别好，了解了早先老前辈们的学习生活条件，便觉得羞愧了。

前面说到，学校是所院结合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研究所搞研究，大学搞教学。系领导潘衍庆坚持认为不管条件好坏一定要搞科研，邱老等同事就利用学院仅有的一点条件，成为了学校最早搞科研的人。文革时期邱老下放到了兴隆的一个农场，邱老在割胶的同时还学习了芽接技术。由于邱老喜欢观察，所以不管条件多艰苦，他一直保持着观察和记录的好习惯。邱老在研究芽接的过程中愈发认识到作为一名老师更应该搞科研，这样才会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不会人云亦云。在研究橡胶胚胎发育过程的时候，没有3000倍的显微镜，根本看不到发育过程，但邱老和同事们还是做出来了，去授粉，观察，一步一步慢慢做，最终还是研究出来了。在研究过程中，邱老发现了同事的什么问题，不是藏着掖着，而是立马帮忙指出。橡胶种子发育过程中要形成一种养分，这种养分是后面它在换芽以后要用的，种子它很好地储存了养分，养分储存的地方叫做胚乳。胚乳就是种子发育中给小的胚后面生长需要储备的养分。一般的观念，胚胎是精子跟卵细胞结合，就是二倍体；多数植物种子的胚乳是三个细胞，叫做三倍体。当时研究院就有人想用胚乳来做组织培养，企图从里面引导出三倍体的植株。三倍体的植株是栽培用的。邱老发现“它虽然有三倍体的过程，但时间很短，是昙花一现，最终取代它的是二倍体”，立即把这个重要发现分享给了研究所的同志，帮他节省了很多时间。后期邱老没有再做橡胶的芽接，而是做起了取材，做切片，观察等研究工作。标本是无价之宝，保存了8万多份标本的英国邱园让邱老好生羡慕，于是邱老和植物组的同事们也开始着手做标本，把植物取下来后就切好整理好，晒干。邱老跋山涉水，为华南植物所的标本馆输送了很多优秀的标本。

20世纪80年代初，邱老得到了去英国利兹大学学习两年的机会，邱老在那里学习了很多电子显微镜、细胞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校获得了400万元的贷款，用起了世界一流的研究显微镜，装备上了切片自动磨刀和美国的AO倒置显微镜。邱老把巨大的进步比作长了翅膀，学成归来之后就开始研究橡胶受精过程，虽然难度很大，但最后还是研究出来了。

后来学校开始招收研究生，邱老当了硕士生导师，这一当就当到了退休。期间还编写了《细胞生物学》、《电镜技术》等课程。其中《在教学过程中贯彻突破性教学原则》获1989年海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他还发表了《橡胶树双受精作用研究》等20余篇论文。由于邱老到了退休年龄，就没有再带博士生。按身份证上来算，邱老在98年就理应退休了，但因为学校的需要，邱老就无怨无悔地为学校又工作了相当一段时间。

植物学是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由于当时采用的教材来自南京农学院和华南农学院，内容主要以粮、棉、油为主，很多例子海南是没有的。邱老和同事们认为植物学的教学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于是开始编写适合本院特点的植物学课本和实验指导。以橡胶为主，对各种主要热带植物的形态、解剖等进行观察、记录，有计划的对校园周边和海南各地不同生境的植物类群进行考察和分类鉴定，把它收集整理，作为编写教材的材料。1960年集体编写出第一套《植物学》课本和实验指导，1973年又进行了“植物课程讲授内容顺序编排”的教学改革，大大优化了教学模式，比较符合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从一开始学习形态及分类，也便于把学生带到野外认识植物，加强了对实际的接触，为继续学习内部结构打下了基础。1980年，邱老又与谢石文老师合作，依据各自的实验观察记录，绘制的热带经济植物器官与解剖结构图解进行整理，并在内部出版了《植物学实验图集》，作为植物学实验课的辅助教材，一直沿用至今。1984年，他们又探索“理论课”与实验课独立开设，并编写了相应的教材，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学效率。

邱老也十分注重教学方法。植物学是一门直观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采用了小班教学，实物教学，植物分类部分着重野外教学等法宝。小班教学利于老师对学生逐个指导，多给学生实验的机会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那时候没有PPT，实验课上，邱老和同事们还用自己装配的“显微镜投影装置”进行示范讲解，提高了实验效果。他们的工作很快得到了领导的肯定。1984年，植物教研组就被广东省高教局评选为了先进集体。

自强不息，敢为人先，辛勤耕耘。邱老和很多在南洋打拼的国人一样，凭着这些精神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没有条件，就去创造条件。1978年没有3000X的显微镜的他们被很多人认为是好高骛远，不一样凭借着亲自实践，积极探索，最终取得了成功吗？

邱德勃和谢石文、郑坚瑞、余肖娟三位老师，参与了植物组创建、发展的全过程，把毕生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我国热带作物科教事业。他们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植物教研组的“轴心”和“脊梁骨”。邱德勃老师对科研事业的拼搏、探索精神，鼓舞着今天植物教研室的5位教师——矢志不渝，自强不息，为今日的海南大学，再创新的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