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媛
谢石文,1936年9月出生于广东河源市龙川县,曾执教于华南热带作物学院。1988年和邱德勃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橡胶树胚胎学研究”,获橡胶类论文海南省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曾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中学期间,因为反美,所以谢石文能学习英语的机会很少。到了高三,高考要考英语,学校才临时开了英语课。1955年,他考大学,就糊里糊涂地考了英语。后来谢石文上了武汉大学生物系。学校又有规定,不准学英语,要学俄语。俄语学了一年半时间,老师被打成右派,就停课了。不过那个时候,以谢石文的俄语水平,已经可以马马虎虎地看一些俄语书了。后来到了海南,学校没有什么俄语方面的资料,因此俄语学习也就荒废了。
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还常跑图书馆。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图书馆前已经排着长长的队伍,到几十米以外,都是等着进去看书的。里面非常安静,连写字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学生们走路很慢很轻,咳嗽都不敢出声,要咳也是赶紧去厕所咳。那时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
大学二年级还没结束,因为要搞大鸣大放运动,学校就把所有课都停了。那时候,天天写大字报,天天鸣放,比上课还忙。
到了大跃进,他们的日常主要是炼钢铁。学生为了炼钢铁,就把学校水沟上铺设的铁板、铁门、铁窗子等等凡是铁做的东西,都拿去炼钢。只要看到有铁,就拿去放到炉子里烧,来炼生铁。炼出生铁铸成铁砖,大家就敲锣打鼓地去报喜说:“我们炼出钢铁了!我们炼出钢铁了!”那时候,大家忙着炼铁,甚至有过一个星期都没有好好休息睡觉。现在想想,谢老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另外,他所在的班级为了响应大跃进,做了小麦高产实验,计划一亩地产两万斤小麦。最后,种出来的小麦密密麻麻,长的像头发丝那么粗,但是不会开花,也没有结果。直到毕业前半年多的时候,谢石文有机会和武汉植物园专家们到鄂西做植物调查和采集标本,到这时,才学了一些实际知识。
1959年,他从武汉大学毕业。到毕业的时候,他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实际上,他们那时,不是大学生,而是“运动员”。班上原来有三十人,后来,两个同学被打成右派,还有两个香港、澳门的同学因为受不了内地的情况回去了。同学们三三两两走了,到毕业之时,班上只剩下二十多个人。
毕业之后,他的同学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工作,大约有七、八个人被分配在武汉,其他的人,有的在东北、有的在青海、有的在广西、四川、湖南等地方,只有谢石文被分配到儋州的两院工作。那时候,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着回南方去,离家近一点,什么单位都成。上面把他分配到两院,他就去了。当时他身边甚至没有人知道海南海口在哪里,他买了一张票,糊里糊涂地来到了两院。后来的现实表明,尽管身处海南,与家乡广东仅隔了一道琼州海峡,但回家一趟依然困难重重。有时候需要等一个星期才能买上票,等乘船到了广州的港口码头,又要继续排号等票。所以他很少有机会回家。
1959年7月,年轻的谢石文一个人到了海口。当晚,他很简单地吃了两盘空心菜,没有米饭和肉供应,空心菜一元钱一盘。吃一盘不够饱,就再吃一盘,花了两元钱。那时候的两元钱是很厉害的,他住的一个靠海边的旅馆,只要一毛多一个晚上。当然旅馆里没有电灯、电视、热水器什么的,只有一张架子床,到了晚上漆黑一片,只能靠点煤油灯照明,稍好一点,也就点个汽灯。
到了两院,条件也很简陋。谢石文被分配在植物教研室,主要教植物胚胎学、植物分类学、植物解剖学等课程。当时,教室和宿舍都是茅房,也没有电灯,每人发一盏煤油灯,要点灯就去打煤油,煤油放在总务处边上的大罐子里,随便打,不用付钱。植物学教研室也只有一部显微镜,上课的时候,学生们只能排着队看,但是他们都很不错,能吃苦,过了两三年,条件慢慢好起来了。
这段时期,在谢石文的记忆中,有两个人给了他很多帮助。其中一位是教研室的一个年纪大、有经验的老师,另一位就是何康院长。何院长每个星期都会来到组里看一下,帮助解决他们的困难。他还会带着这些老师和学生,一起去野外学习认植物。院长对植物非常熟悉,认识很多植物,能叫出植物的拉丁学名。大家在路上看到的植物,他都会一一介绍。大家跟着院长学到了很多知识。当时正是困难的时期,粮食缺乏,院长就带着老师学生一行人到山上摘野菜吃。没有油、盐,就把野菜直接放在锅里煮,熟了就吃,大家居然也都觉得味很美。何院长待人很亲和,从不摆架子,在路上看到学校的人,会马上邀他上车,一起坐车回去。作为一个院长,何康能做到这样,谢老回忆起来,依然很感动。
谢石文真正跟橡胶打交道,是两院合并时的事了。两院合并之前,研究院领导周围的十几个生产队去种植橡胶,基本上橡胶生产有关的事,都是研究院搞的,学院就负责招生和上课。但后来两院合并起来了,由一个党委领导,就会让大家一起去处理问题,一号召,老师、学生们都会一起行动起来。有一次来寒流,还出现了霜冻。听说熏烟可以提高橡胶园一到两度的温度,谢老就和大家半夜起来去砍草、熏烟,团结一致一起干,直到橡胶园到处都是浓烟。浓烟中,橡胶就好像穿上了毛衣,有了一个保护层。
1968年,谢石文被分配到三亚的南滨农场劳动。那个时候,吃饭都是用粮票的。知青每人每月25斤的米票,工人是30斤。劳动对谢石文这样的知青来说,不是一种工作,而称为“劳动改造”。他跟着工人们一起在那干了三年多。先是在大会战的时候上山开荒,那是最辛苦最紧张的时期,一天从早到晚都在劳动、干活。夏天,太阳很猛烈,即使戴着草帽,还是像流水一样地不停流汗,一天下来衣服都能拧出很多水。他记得,那时常常要在山上连着住一个星期,水只够喝的,不能用来洗脸、洗手、洗澡。饭是让人在厨房煮好了挑着送到山上来的,菜里没有油,肉也很少。他们每天要完成定量的任务,例如挖橡胶穴要挖多深、多少个,都是有规定的。虽然没说没完成会有什么惩罚,但大家依然拼了命地干活。大会战之后,劳动任务没这么重了,他们这些知青就和普通工人一起,早上去劳动,晚上回来。当时,他肾结石很严重,拉尿就像拉血一样,领导看他病重,就让他干一些轻的活,像在厨房里煮饭、养猪、养羊放牛之类的。
下放劳动时期,人是很饿的。他记得有一回他和一个广州的知青去捞猪食,中午在一个饭店吃饭。那个大个子广州佬很能吃,他嚷嚷着:“来两斤米做的饭!”然后就着两分钱一大瓢的青菜,都干下去了。谢石文就吃了一斤米做的饭,本想再来半斤,结果就吃不下了,一斤半米做的饭他哪里吃得下去。开玩笑,一斤米做的饭堆起来像座小山丘一样。
1973年,全国恢复上课后,他重新回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执教。回到两院后,他继续做橡胶胚胎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做点电镜研究。搭档邱德勃去英国学习的那两年,他也没停下来,后来写了一篇关于橡胶的受精过程的论文,这篇论文是很有价值、很成功的。
当时,谢老与橡胶方面的联系,主要还是与科研有关。因为所需要的仪器不是很复杂,他就有了在海南这个热带地区研究橡胶胚胎学的想法,专门去北京大学学习。后来他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了《巴西橡胶胚胎学研究》这个课题,北大有个教授是研究胚胎学的,他看这个课题觉得很新鲜,就批准了。他们就有了三万多、接近四万元的项目基金。当时的三四万元非常了不得,谢老当时的工资都只有六十六元。
谢石文和植物教研室的邱德勃老师,还有两个硕士研究生一起搞这个课题,邱老师是这个课题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是次要负责人。他们边上课边做这个课题,持续了大概五六年,基本上掌握了橡胶树胚胎学的全部过程。
那时候他的干劲非常大,对橡胶胚胎学的研究十分痴迷,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就会去做研究。学院外面有很多橡胶园,可以随便去做实验和研究,不需要申报实验基地、学校批示,想去找材料、观察橡胶花、搞授粉研究和做实验都是可以的。那时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搞橡胶胚胎学的研究,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间。就连年三十晚上和大年初一早上,他都在橡胶园做橡胶花的采集,别人都觉得他大过年的跑到橡胶园去很奇怪,而他自己乐在其中。
他一直想把整个橡胶胚胎学的论文汇总集中起来,总结出橡胶树胚胎学的全部情况,把橡胶从开花、传粉、受精、结果、结种子整个过程写成一本关于橡胶植物学的书。很可惜的是,他没有这么多精力和时间去完成,谢老常常为此遗憾。
谢老在学院干了三十八年,工作虽然辛苦,但是他一直没有想着退休。1997年,单位通知他说,你到了退休的年龄,可以退休了。当谢老在办理退休手续签上自己的名字时,他感觉自己浑身都轻松了,那一刻好像身上一直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卸下来了。
退休以后,他就在家里赋闲。他所在的单元楼有一个好处,住民以前都是同一个单位的,一起工作几十年了,大家都相识,不像有的人,买个房子孤孤单单的。上午的时候,很多人没事就坐在一块吹牛皮,下午,就去打打桌球、乒乓球之类的,地方很不错。日子过得挺惬意。
谢教授教过的很多学生都已经事业有成了。有个学生叫陈章良,后来到美国留学,第一个成功研究出转基因,一下就出名了。还有个学生叫刘康德,曾经是海南大学的书记。他还有个学生曾经当过三沙市市长。即使很多学生都想不起名字来了,不过他挺怀念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他刚教书那会,只有二十几岁。学生们有的还跟他年龄差不多,有的跟他年龄也只差两、三岁。现在,那些学生年纪也都七八十岁了。前些年,他教的学生的班级,基本上每年都会组织班级的聚会,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聚会也少了。他们这一代,对那大两院是很有感情的。
谢石文这一生,在橡胶胚胎学研究方面,倾注很多心血。一辈子该上课就上课,该科研就去科研,极少过周末,也不想休息,吃饱了饭就干活,一有空就去做事情,从不觉得累。他的工作忙忙乱乱,一年到头都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但是家里人都很支持他的工作。种种条件限制,他很少回家,家里的母亲主要靠他妹妹照顾。母亲躺在床上不能动好几年了,妹妹照顾她无疑是很辛苦的,后来谢老一人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伴八九年,也切身体会到了她的辛苦。他现在很感激她,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尽全力支援。母亲98岁过世,离现在十多年了。妹妹现在住在老家的县城,也快80岁了。老伴在2017年7月底过世,享年81岁。
对于谢石文热爱一生的橡胶,他说:“我已经老了,过时了,现在就看年轻人的了。我没有能力继续工作,但我也关注着橡胶的发展。现在的机械化割胶,既能提高割胶效率,又能控制割胶的深度、宽度,减轻对橡胶树的伤害,这就是科学的进步。年轻的一代比我们干的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