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俐 陈香文

郝永禄1933年9月出生于山东青州，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气象专业；1953年到华南垦殖局工作，开始接触中国橡胶行业；1956年来到两院工作，长期从事热带作物农业气象、农业生态、农业规划、农业经济管理研究。历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部主任、农业部热带作物区划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曾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1988年晋升为研究员；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退休，现居住于海南海口。

郝老的家庭条件很不好。到共产党来了才算是过上了好日子，当时解放军工作人员经常到他家里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要不是解放，郝永禄可能只能靠他爸爸当个小会计来艰难度日。八个兄弟姐妹，一吃饭八个人加上两个人，十个人吃饭。所以郝永禄对于新社会，对于党和政府十分感激，他说不然他也上不了大学，上不了大学，什么事都别谈了。他还说，各种各样的人都要受教育，没有受教育也要认识到这点，人得努力学习，人啊，要活得像个样子，一定要争取做到大学毕业，然后在工作中进一步学习。

郝老是1953年在湛江接触到橡胶事业的。当时，叶帅叶剑英向全国召集有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到海南来工作，他们这批大学生就是按照叶剑英的指令来开发中国的热带地区，种橡胶树的。说来也起奇怪，郝永禄是物理系学大气物理的，也就是天气预报，理工科的，好像和种橡胶没什么关系，但是农业需要气候资料，要建立气象站，需要规划、买仪器、培训人员，所以就要了郝永禄他们山东大学的两个，郝永禄和他师姐。山东大学在青岛，和南方相距遥远。

当时他们的大学一个系只有一个班，共十二个学生，三个女和九个男生。全系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行政人员就围着郝永禄他们十二个人转，被称之为精英教育。那时候，大学不是普及教育，不像现在一样，那时候大学是培养老师、研究人员的，所以那时候的大学招的人很少，门槛儿很高，要功课相当好的人才能考上。他们班只有不到二十个人，进入大学每个学期有很多考试，后来有些人过不了关，也就不能继续上学了，最终留下的就是郝永禄他们十二个人。

郝永禄和他师姐两个人听从党的召唤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分配到了广东省湛江市。在那时候，粤西很艰苦，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湛江市在哪里。他们找来地图仔细查看，发现湛江市是在雷州半岛拐弯的地方。位置找到了可是该怎么走呢？他们就坐火车到济南，再到上海，再到广州。当时在广州有一个办事处，也就是华南垦殖局办事处。很多大学生来，一大批都在广州办事处。广州办事处告诉他们垦殖局是在湛江，于是他们又跑到湛江。那时候交通很不便，要坐汽车，而且经常要过河，河上面有大的木船，汽车能直接开上去。过了很多河之后，才到了湛江。郝永禄当时是他们系个头最高的，毕业的时候就一米八五了。郝永禄的师姐个子比较小，郝永禄就一路护着师姐几经辗转到了华南垦殖局。华南垦殖局的人说：“你们两个人中留一个团员，另一个就去海口海南垦殖分局。”由于济南解放得早，郝永禄在中学就入团了，所以那时候已经是团员了。于是郝永禄的师姐就去了海口，他就留在了湛江。刚在湛江接触到橡胶树，郝老就跑到农场去了解橡胶的相关情况，查看橡胶树是什么样子，该怎么样种植橡胶。在那里郝老迷茫了，说：“我是理工科的，这农科我不懂啊。”负责人回答说：“正好，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农科院，它开了一个班，和农林部联合训练你们这帮人搞农林气象。”

到1954年的时候，郝永禄就去华北农科院认真学习了，过去的华北农科所也就是现在的农科院。那里的老师都是顶尖儿，有留学德国的博士吕炯老先生，吕老先生是他们专业在国际上有名的德国学者Gager的大弟子。Gager 写了很多著作，有一本书被翻译成了很多文字，英文叫《Climate Near Ground》，就是《近地气层的气候》，在当时就是一本顶尖的书。书的原文很难找，多方打听后郝永禄借到了这本书。在自我努力和老师的帮助下将这本书啃了下来。另外，还有从美国学习回来的博士萧前椿、江爱良和几个顶尖的老师，教他们小气候之类的农林气象。郝永禄在那边学习了八个月左右。那个班的同学都是从全国各地区来的，很多都是大学生。那些大学生对于有关农业，种植，过去都不懂的，在那个班学了之后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那些学生学会之后，垦殖局就定了个计划——选气候站的站址。当时有很多农场，郝永禄和同学们那时候主要负责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四个省，而郝永禄主要搞广东、广西的气候站选点，工作包括选哪个农场设立气候站，气候站还要培训观测人员，还有买气象仪器等等，那时候仪器很难买，就这样子他们把站点建立好了。

成立网以后，除了气候观察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工作是橡胶的物候观测，就是观察橡胶树从种下去之后，随气候变化而发生的生长发育变化，试验之后要定出指标用来规范。郝老他们克服苦难，把站点建立了起来，然后开展观测，期间所做的就是他们在农垦方面获得过国家发明奖一等奖项目的基础工作。比如，橡胶树随着气候、土壤等生态环境的变化的生长情况，都是需要记录的，这份资料就给他们的得发明一等奖打下了基础，当然它也和其他因素有关，包括土壤的研究试验、适用什么样的肥料、怎么样管理、怎么样割胶等等。郝永禄是十五个主要完成人之一。

在华南垦殖局的时候，给郝老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叫徐广泽。他是从南洋回来的高级技师、育种专家，他的妻子是海南琼剧院的编导。郝永禄是1953年来的，郝永禄来的时候，徐广泽还在垦殖局的垦殖处。后来海南橡胶园多了，因为需要，徐广泽就到了华南农垦局。1954年徐广泽专门到海南垦殖局来搞育种，建立了好几个育种站：那大育种站、南俸育种站等。他育种的一套办法和郝永禄他们研究院的一套办法是对立的，到后来便统一了。郝老他们的研究院那边，有一些人相信米秋林的学说：环境是改变生命体的主要因素，环境可以改变植物种类，但摩尔根的西方遗传学观点，就认为现代基因很重要，所以这两种观点是不一样的。徐广泽是按照摩尔根的基因的办法，华南垦殖局的刘松泉先生认同米秋林的学说，认为环境重要。当时徐广泽选育出了一些主要的品种还是不错的，研究院也选出了一些。到了后来他们所有人认为基因和环境都重要，所以在橡胶育种上两种理论是合二为一了，都同意环境很重要，基因更重要。

1956年底，郝老调到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就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前身，那时候华南垦殖局和他们的研究所是一个单位的，华南垦殖局局长、党委书记也是研究所的领导。

在两院的时候，郝老他们的研究对象就是橡胶树。需要播种育苗，浇水施肥，让它长成细细的小苗。长到一定的粗度就可以芽接。芽接就是把高产品种的芽片接到树上，等到芽片里面发出芽条，就正式长成大树，把芽接的树种到林地，一亩地种三十三棵树。他们每隔十年就要观测芽接了的大树。通过这项综合技术研究，研究所做到了一亩地产两百公斤干胶。 那可是中国最高的橡胶产量，橡胶研究所就厉害在这里！除了这项技术之外，研究所还开发了其他专项研究，成立了许多专项部门，涵盖生理、生态、栽培育种、植物保护各个专业，都有分专业进行研究。郝永禄原本是做农业气象农业生态的，后来又转到区划方面了。

有关两院的历史，郝老都多多少少了解，1954年华南垦殖局搬家到广州，后来改为广东农垦厅。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也在广州。研究所搬下海南时，郝永禄做接待组的主要负责人，因为他是单身，先期就到了海口。大队伍就是坐船、坐车一波一波地来，郝永禄就负责后勤，管接送，在海口安排住房等等，虽然不什么是大事，但是也得尽心尽力做好。当时两院直接从广州搬到宝岛新村，那时候没有房子，就挤到联昌试验站，现在叫试验农场一队，也是研究所的一个试验站，有几栋房子，这样人都挤到那儿了，一套房子里头住两三家人。那时候很多研究都布置在试验站，需要的试验老早就在试验站做，研究所搬来了以后，就向海南政府要了很多地。这样就有了试验农场，大概有六万多亩地，种了三万多亩橡胶，其中又包括了很多农村。郝永禄刚来来海南的时候橡胶在发展，那时候面积小，比起那时候现在的面积大了很多。橡胶产量用两种开发方法，一种用国内品系，国内品系低产，但是它抗异性比较好；另外一种从国外引进来的品系怕冷怕寒怕风。后来他们也争论了很久，通过实践，结果还是用国外引进的这些品系，然后由郝永禄他们拿到农垦试验选出一些品系，就是既高产也抗风抗寒的。橡胶所和农垦局，也培养出来许多新品种。

郝老在广州时的条件是比较好的，到了海南，住的都是草房。1958年研究所开始招学生，在研究所时他是团委书记，工作地点在党委办公室，当时他25岁。那个时候，他还去参加了中国农业大学苏联专家讲习班，总共去学习了一个多学期。到那里教课的是从WMO来的农业气象专家西聂里西可夫。另外，农业大学里的很多教授教他们基础课，植物学、植物生理学、耕作学、土壤学、植物保护学、植物生态学。郝永禄在那里专心地学，当时全部用俄语的讲课，经过两次学习，提高了他的农业知识水平。

后来领导任命郝永禄担任成为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党总支书记，这里面有个故事，从海南区党委派下来一个副书记，林令秋，是老革命，老干部，他说：“郝永禄，你去当这个学院的总支书记。”郝永禄说自己不行，也不想干，当时他准备搞业务。林令秋对他说可以干，干得了。因为是领导开的口，郝永禄是党员要服从分配，他也就答应去好好干，领导很高兴。郝老去以后，工作积极，经常向林令秋汇报，使得他高兴得不得了。郝永禄说：“如果以后来了真正的行政干部、党政干部，你就放我走，放回研究单位去搞研究。”林令秋说：“可以！”有了这句话，郝永禄1963年到1964年就在学院当党总支书记。干了一年多，第二年的时候，来了一个真正的党政干部，郝永禄和林令秋重提了以前的想法，林令秋就很不高兴。再三请求下，1965年郝永禄回来了，回到那个橡胶研究所农业气象组做他的研究。

郝老回来后就一直搞科研，科研就是不能做官了。他对做官也根本就不感兴趣，郝永禄当的最高的就是橡胶研究所的栽培研究室主任。后来他提升三级，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在学术上郝永禄他们胜利了，王震上将时任农垦部部长给他们记功受奖。他的合作者从副科升为正处级，工资从六百块升到八百块，涨了两百块，郝永禄也从正科升为正处，再升为农业部热带作物区划办公室的副主任。

1965到1966年，郝老到云南去蹲点，一蹲就是蹲两个年头。十年以后他又带科技服务队去东太农场最艰苦的地方蹲点。对于当时的情况，他说知识分子中，有的人真能干，干得相当的好，有的呢，很难说，怕苦怕累。

他们从海口一直坐汽车火车，进到云南的土地。连队的生活很艰苦，云南的天气很热，有时比海口的还要热，郝永禄常常晚上热得睡不着觉。连队还没有洗澡的地方，他根本适应不过来。饮食习惯和他原来很是不一样，饭菜都不合胃口。当时很多工人都是少数民族，另外就是湖南移民，菜都是辣的，那时候菜里有点油，炒点咸菜就算是好的了。云南糯米饭当主食，郝永禄每顿都吃不下去多少。生活一下有很大的变化，郝永禄很着急，因为他要保证大家的健康。当时有一个同志，不吃饭，因为吃不下糯米。后来郝永禄没有办法，想方设法给他弄了点白米饭吃。

郝老勤奋好学，对知识有着深深的热爱和敬畏，这使得他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都永远保持着学习的热情。

在1969年的时候，开始下放政策，郝永禄被分配乐中农场，在乐东三师十七团，那是一个最穷的农场。由于环境所迫，郝老把书都卖了，只留下几本外文书和一本字典带上农场。在农场工作，每天晚上下工、吃完饭洗完澡后，他还要坐上小半夜，趴在床上学习。在那样白天辛苦劳作之后，晚上回来还要坚持念书，如果不是深知学习的重要性，恐怕坚持不下来。同时这段学习的经历也为郝老后来所做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郝老和夫人一起读书，写了很多很多文章发表在各种各样的杂志上，国外的国内的都有。郝老说：“我们就是有这个爱好，成天一个文字写不出来，写出来也没人当你的读者，你这还搞什么研究？当什么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郝先生就是这样自觉地靠近知识、锻炼自己，虽然当时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他们的想法，也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郝老对于学习最大的经验便是——一定要把主要的文章全部翻译出来。曾经有人打趣问郝永禄：“你这个看一本英文的书，不断地翻译，根本就好像抄过来一样啊。”他答：“你修行不到，当然搞不到这种程度，要不断地写一本书、一篇文章或者是论文。英语的，就要全部把它翻译过来，才有记忆。你看像那样厚的一本书，我翻译了很多稿子。”对于学习而言，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树立一个良好的读书习惯，不能取巧，要一篇文章一篇文章、一本书一本书地看，特别是专业里顶尖的文章、书籍一定要精读。

郝老对于学习的坚持，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后，国际交流增加，因为有扎实的英语基础，郝永禄有了更多的机会参加国际会议、学术会议和行政会议。

随着时代的变化，郝老一直在跟随着时代，积极学习各种新知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现在的十八大精神。说到十八大会议，在不久前，郝老还去做了正能量主题的演讲，支持大家学习十八大的东西。郝老认为十八大的精神是真正的新——新观念、新思想、新战略，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走上幸福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975到1976年的时候，郝永禄到东太农场蹲点，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每天早晨一点稀饭一点咸盐、酱油。中午一碗干饭一碗炒咸菜，一点油腥都没有。有一次让他很感动的是，有一个老工人跑几十公里买回来一点猪肉，做一盘红烧肉还给他送一些来，在当时猪肉难得的条件下还能想到给他分一点，这样的情分让他至今念念不忘。

但当时郝老他们初到农场生产队是被别人瞧不起的，割胶队的人认为他们没有什么实力，对割胶不了解。当时郝先生去的是东太农场坡塘队十六队，在农场一共有三十个割胶队里，他所在的十六队割胶产量第十六名，属于中等，正好中间。郝永禄作为科技服务队队长，和几个同事一起专门研究如何科学割胶，增加产量和收入。通过实实在在的实践，他们带领生产队从中游十六名上升到全场第一名，着实改变了割胶队人的看法。

说到这里，郝先生还想起了当时有个苏北来的书记，高高的个子，专门蹲在收胶站旁边的公路上，看他们搞实验的林段究竟能割多少胶。原本他们没来的时候，一次只能收一小桶的胶水，而现在是一搞两大桶再提着一小桶。所以这个书记目瞪口呆，根本不相信。当时郝永禄先生找的割胶工人是全省模范，干活非常踏实。书记就问一个姓冯的女模范：“你们有没有兑水充水呀？”那个模范不服气她说：“这还要问么？我可是模范！我还搞这个作假吗？这真是割下来的胶水！”后来书记就相信了，夸奖他们干得不错，并且决定给予他们农场场部干部的待遇！其实这个待遇就是有猪肉吃！对于这个待遇，郝永禄先生至今想起来还是非常兴奋，回忆当年吃猪肉的时候，心情都是感动的。七八斤猪肉拿来，就借一个大锅，找几块石头，把锅撑起来。再把猪肉切成块，放到大锅里头，放点水煮，熟了就猛吃。

华南热带科学研究院也曾经面临过被撤销的危险，准确地说，应该是整个橡胶领域的研究都面临过危机，而在这决定一个研究领域生死命运的时刻，郝永禄先生和其他研究所同事们力挽狂澜，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挽回了整个橡胶研究的命运。

在1981年，学术界有观点认为种植橡胶会破坏生态平衡，中国科协副会长就带领全国十六个国家级协会的专家来考察，如果这些顶级的专家说种橡胶破坏了生态平衡，并且取得了学术论战的胜利，那么这也意味着将会停止对种植橡胶的研究支持。在这个紧急的时候，郝永禄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内容为1976年的一项试验的初步总结，证明种植橡胶不会破坏生态平衡。

在1976年的时候，郝永禄先生和伙伴们回到了实验场，着手准备实验做规划。工作做得非常好，防护林种得好，橡胶树也种得好，橡胶林间作物也种的好，他们在三队搞了十个林段，五百亩地，而且全部符合生态系统，都是是漂漂亮亮的！当时农垦部长王震是上阵杀敌的开国上将，也是郝永禄先生们的直接领导人。郝永禄的研究成果获得了他的赞同和支持。

过后到1981年，中国科协组织专家考察，先到云南垦区，看到北坡橡胶树受寒害长势不好，认为种胶破坏了生态平衡，然后到了海南，一看他们的工作成果，当下生态协会会长马世俊就说：“好呀！这就是人工生态系统。什么破坏生态平衡呀？没有！” 结果在学术论战上，郝永禄先生他们获得了胜利。

对于中国生态协会的认可，王震听说以后直接给记功授奖，郝永禄、符之汉连升三级，调升工资。这种大力度的奖励在当时很罕见，可见他们工作之出色，他们的实验对于国家的橡胶种植事业意义非常重大。

1958年郝永禄搬家到海南岛儋县，也就是现在的儋州，在那边待了四十多年直到他64岁，也就是1997年才退休。

到了六十岁该退休的年纪，研究所离不开郝永禄先生，盛情难却，又工作了四年之后，先生便执意辞去了工作。郝老的孩子在加拿大多伦多，夫人的亲戚也在那边。二老退休了之后便到了多伦多，除了探亲之外，郝永禄先生没有忘记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学习。先生知道多伦多大学的管理学是世界一流，在六十四岁的年纪，拿到教学计划之后，便开始走进了课堂学习。那里的书很贵，一本书大概合四百八十元人民币。说到这里先生感叹一声，国外做到了知识是有价值的。

郝老在多伦多待了七年，到了2004年，应海南省的邀请回国，承接中央的课题——《海南省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研究》，并当专家组长，主编江泽林还给了一百万块钱当研究经费。一百万在2004年的时候可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当时还请了五十多个海南的农业专家，各个部门的都有：种水稻的、养鸡的、养鸭的、养牛的、养羊的、搞水产的、养鱼虾的、种菜的，类型多样，都一块儿参加这个课题的研究、编辑。他们用了一年多将近两年时间完成研究，出了书。这本书九十多万字，郝永禄先生一丝不苟，一字一字地看、校对，在多伦多学习成果就体现在这本书里：既有农业的知识，又有农业经济、农业生态、农业金融的评价，市场经济的评价等等。郝永禄用西方管理学的东西来指导这本书的完成，这本书内容丰富，给海南省的农业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得了海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后来郝永禄还做过好多海南省农业方面的规划和自然环境方面的规划。

有一次海南省派十个都是正教授的专家，和英国环境公司一块搞海南的一个项目，是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叫做“海南省自然环境利润和规划”。郝永禄是十个专家之一，因为有英语的基础，郝永禄先生和英国的专家交流非常顺利，并且给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当时专家组长教授是英国人，非常严肃，经常板着脸，因为郝永禄先生的专业和他的专业是一致的，英语又很棒，所以有时候去野外考察，都会带上郝永禄先生，尽管他有日常翻译人员。在这样的工作交往中，郝永禄先生和英国专家也产生了深厚的友谊。那一次的项目以后，由于工作出色，郝永禄先生也就由专家组推荐，成为了亚洲开发银行专家开发库的咨询专家。

又有一次澳大利亚人开发的亚行资助的项目，叫做农业执行规划，也从北京调配了一批专家。郝永禄先生作为一家公司的业务代表参加项目，在工作中专家很惊讶于他的英语水平，郝老有一次就玩笑式地回答说：“我是专业的专家啊！”言语里面带着自豪。郝永禄先生曾经碰到过很多这种事，因为他们是农村的科学家——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海南偏远地区儋州的宝岛新村。大城市的专家看不上他们，以为他们是土包子，不懂洋文。澳大利亚项目专家组的组长叫老杰克，很胖，很喜欢喝啤酒，吃腰果和花生仁，郝永禄和他很谈得来，经常一起坐着喝喝啤酒聊聊天。一块出差的时候，他需要什么材料郝永禄给他搞到手，需要到哪里调查，郝永禄先生就帮他找到地方。二人合作得很高兴，最后还订了一个小合同：郝永禄先生帮他写海南省自然环境的基本情况。郝永禄先生写完后，获得了几千块的报酬，于是给帮着做任务的同事每人分了好几百块钱，而当时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

到了2006年，学校聘郝永禄先生在海大的科技学院教书，教农业气象、也教企业管理、战略管理这样的社会科学，一直到2008年七十五岁了才退休，教龄超长。

郝永禄先生认为，想要在研究领域中获得更大的突破，就要搞颠覆性的技术，让过去的所有设计归零。一定要搞自动化、信息化，一定要搞颠覆性的技术和先进的技术，才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以后，农垦工人的收入才会增加，收入增加才会改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