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琳

1937年，黄月娥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县甘村。她的父亲在马来西亚太平镇的一家酒店里工作。在她五岁的时候，母亲带着她也去了马来西亚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学校里，她度过了她的三年小学生活。她学习很刻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班里是前几名，也得过奖学金。三年级时，她的两位好友转学去了台湾，她也随母亲离开马来西亚，回到了老家文昌。母亲是个恋家的人，她很思念在文昌老家的生活。回乡之路很辛苦，需先坐火车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坐客船回来，大部分船客都是归国华侨，船上很安静、很安全。船在海上航行了七天七夜。她父亲五年后也回国了。父母回国后，家里的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许多，在村里还算可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那个年代，经济比较困难，很少有家庭能让女孩子去读书，她是幸运的少数人。在文昌甘村继续读完小学后，黄月娥去了琼文中学读书，后来考上了海南医专，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医学院。她学习的是助产师专业。

黄月娥刚到医院时，两院的环境比较简陋。她住在单身公寓里，有水有电，她觉得还算不错了。当时医院的设备也比较落后，没有县城医院发达。当时的医院叫做两院医务室，只有一栋楼，共三层，现在还保留着。一楼门诊、二楼病房，还有一个地下室，用做化验室。一楼有两个诊室，有药房，还有X光室。二楼有两间病房，其中一间是产房。刚开始工作时，她没有职务，就当助产师，如果有产妇来，就去接生。她回忆到:“刚到两院工作的时候，医疗设备还比较落后，什么都要自己干，消毒针头等医疗器具都要用高压锅烧热水，搞卫生也是自己动手。”医护人员也很缺少，全院一共就三个医师，院长是莫尚德，内科医师崔静文，外科医师王文婉。崔、王二人都是大陆人，随丈夫到两院来工作。医院里的药品有专门的人负责采购，医疗上真正有需要的药品都有，抗菌素也有，没有进口药品。病号一般都是橡胶业的职工、割胶工人，还有橡胶系的学生，学生是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附近的割胶工人也都在两院农场里工作。病号不算多，他们的工作基本都和橡胶有关。病情重的，就必须往县城送，因为当时两院的医院没有手术室，必须送到那大镇的医院去。

十几年后，两院体制改革，才成立了两院医院。成立后，医护人员比以前多了，病床也多了。随着橡胶业的扩大，医院的规模慢慢变大了，开始有了消毒室、治疗室，有产房、病房等。这些年，黄月娥一直在两院工作着，亲眼见证着两院从刚开始的医务室变成规模较大的医院，从原来的旧址搬到愚公桥附近，医院大楼越换越大，人员、病床、仪器设备也慢慢多起来了。她既是两院的职工，也是两院的历史见证人。黄老说：“在医生这个岗位上，特别是这种特殊医院，我们肩负着为橡胶业服务的特殊使命，凡是病号，我们都会看得格外认真，也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两院医生的水平还是不错的，病人都很信赖。当时国家非常重视橡胶业，分配了不少优秀的人才到两院，两院医院的医资力量也慢慢强大起来。”

黄月娥一直履行着她作为医生的使命。她不仅医术精湛，对病人也十分负责。有一次门诊，有个橡胶工人挂了急诊。别的医院给他下的诊断是胃病，但是他吃了胃药，一点也不管用。黄医生回忆说，当时那个病人痛得很厉害，经过仔细检查，才查出是肝癌，但已经是晚期了。以前一直按照胃痛来治疗，病情拖了十年八年。过去就诊时，一直没有仔细检查，只凭病号的口述就下诊断，延误了病情，耽误了病人，她感到很痛惜。

还有一个病号，以前是做橡胶科研的，现在已经是两院的教授了，与黄医生还是邻居。那天早晨，门诊的医生收了这个病号，问诊后开出的诊断是胃痛，开了一些药，吃了却得不到缓解。他下午来复诊，刚好碰到黄医生值班。她经过仔细地检查，结果发现并不是胃痛，而是阑尾炎。当时医院没有手术室，黄医生建议马上送去那大镇的医院。得益于黄医生迅速且专业的判断，医院及时将病人转去那大，最后平安出院了。若不然，一旦发生穿孔，引发了腹膜炎，会留下很多的后遗症，甚至用很多消炎药都控制不住，最后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后果不堪设想。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一个阶段，药品的供应出现了问题，药品不充足，医院病号也减少了很多，医院陷入了低迷期。当时，有部分人觉得海口的发展潜力更大、环境也更优越，就想要离开儋州去海口发展。那时两院配备三十多个医生，已经走了五六个。黄月娥却没有丝毫犹豫，她选择继续留在两院，留在一线。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医院终于跟海口的药材公司联系上了，药品的来源问题总算解决了。黄医生与大家共同度过了那段低迷期，对两院的感情也更深了。

1984年，她已经在医生岗位上奋斗了二十三年，默默无闻、兢兢业业。这一年，医院党委打算从一线医生中选任一名副院长，领导认可她的业务能力，也觉得她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便想提拔她到领导岗位。领导司马式、陈河楷便找她谈话，了解她的想法，问：“现在把你提拔到领导岗位，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行，我是搞业务的。我哪里行？我不是当领导的料！你们怎么想到我了？”黄医生感到很诧异。

领导解释说是有人推荐的，但黄医生还是婉拒了:“我不行的，你们还是考虑别人吧!”她只想专心搞好业务上的事，不想涉足行政方面。但是，领导还是很相信她，决意给她这个机会。很快，上层任命下达，她也只能接受。

“个人要服从组织，要做，就要认真去做。”——这，就是黄老的工作态度。刚接触行政方面，有许多工作都让她目不暇接，一切医疗资金、医疗人员、医疗设备的安排，都要适当。否则，医院会周转不过来。她尽快适应了行政方面的事情，除行政方面，她依旧坚守在一线岗位，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人多的话一天得给二十多个人做手术，少的时候也有十几个，每天工作量很大，幸好有两个得力的女助手。工作的繁忙难免使她对家庭有些忽视，幸好她的老伴对此很理解，对家的分担更多些，全力做好她的后盾。

在计划生育时期，黄医生也多次下乡，做计划生育手术。儋州的乡村基本都跑遍了，白马井、王五、排浦、干冲、洋浦，等等，一个村一呆就是一个礼拜。回来一两天，又下去另外一个乡镇。当时儋州的很多地方在种橡胶，到处是橡胶树，因为要计划生育，她与不少割胶女工打过交道，还学会了儋州话。负责计划生育的当地政府部门也很配合，工作开展的很顺利。

作为医生，黄月娥与橡胶的缘分不仅是医治从事橡胶行业的病人，在两院时，她还参加过橡胶大会战，参与“挖橡胶穴”劳动。橡胶大会战的日子很辛苦，一个多月里，她每天早出晚归，中午也不休息。挖橡胶穴位，挖多高、多深都有规定。每个人每天都有固定任务，完成不了的，大家都会来帮忙。黄老回忆说：“那个年代，虽然生活很辛苦，好在大家都很团结。”

辛勤的工作总会被大家看到。在两院期间，她获得过先进工作者奖励，计划生育时期也因为贡献突出得了奖。1991年，她受邀参加中华医学会海南分会的学术会议，并当场宣读她的学术论文《1877例腹式输卵管结扎的体会》。这一次经历，让她记忆尤深。黄医生认为，这是对她的一次莫大的肯定。

然而，长年不断的高压工作，让她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她的血压不断升高，心脏也出现了问题，同时还患上了神经系统疾病。因为工作紧张，她的睡眠质量也得不到保证，身体每况愈下。1994年，黄月娥不得不脱下她穿了一辈子的白大褂，离开自己喜爱的工作岗位，正式进入了退休生活。

在医学岗位上忙碌了一辈子的黄月娥，退休后最爱的就是和老伴一起去旅游，新加坡、香港、吉隆坡、马来西亚等地都去过。她还多次参加归国华侨联谊会、世界海南乡团会。

她的老伴年龄与她相仿，自小相识，出国时断了联系，相继回国后又再次联系上对方。他小时候去文莱读书，回国后在广州华侨学校补习，又到上海市上海中学上学，后来考到北京师范大学。1961年，黄月娥毕业，分配到了两院的医院工作。她的老伴后来也调到了两院工作。

现在，黄老在谈及两院时，深切地说到：“我这辈子在两院的时间，是最长的。待在两院三十六年，在老家、马来西亚都是才待几年，在医学院待了三年半，在中学三年，大半辈子都在两院了，我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两院。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对两院的事情还是很关心的，对橡胶业也很关心。可能是因为以前上班的时候，天天给那些橡胶工作者看病，对橡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觉得两院对我们这些老人还不错，两院这么大，单位这么多人，还能顾及到我们，很感恩。工作的时候很辛苦，也不觉得怎么样了。退休以后虽然住得环境是比较普通的，但是平常逢年过节，两院对我们还是关心的。”

对于橡胶，她认为:“橡胶产业是来之不易的!老一辈的人从国外移胶、移种、带种过来的，很多人搞胶苗、胶种，割胶工人起早摸黑，一步一步积累形成今天的橡胶事业。他们给国家做了多大的贡献啊!中国不同于其他热带国家，全国都可以种植橡胶，橡胶的发展我看不透，现在橡胶下降这么厉害，几乎每个农场都关闭了，都停割了。我们农村也有一些胶树和胶园，几乎全部停割了，究竟什么原因也搞不清。我们家乡有人种橡胶，前几年收入不少，现在却没有种了。这两年橡胶的价格掉得很厉害，现在很多人都改种胡椒了。如今我国的橡胶事业，不知道会不会往前走。现在是低迷期阶段，要是有新的项目还是可以的。现在巴西、马来西亚的橡胶业发展的比较好。他们那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海南是中国主要的橡胶种植区，且植胶区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而其他热带国家是全国都可以种橡胶。橡胶都搞了这么多年了，希望橡胶能继续发展下去。”

“作为一名医生，虽然我没有直接参与橡胶工作，但是作为橡胶业的后方阵地坚守者，我觉得我尽到了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本分。” 医生黄月娥这样总结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