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琳

作为两院的一名普通工作者，李大华用他的一生实践着“实事求是”的四字宗旨。无论是任职于两院保卫科，还是在两院实验农场，或是调任环植所书记，他始终秉持着自己的原则与宗旨，丝毫不曾动摇。

1932年，李大华先生出生于海南省琼山县灵山乡（今灵山镇）。他的父母都是农民。在他小时候，家里以种稻谷为生的。后来经村里人就介绍，举家去了海口的药店当学徒，干些帮人煎药的活来谋生。为了生计，他的父母想徒步挑药材到文昌锦山去卖。当时的社会，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就连单车都算稀罕的。药材店的老板相信他们，就把药材先赊给了他们，让他们去卖。辛苦总算没有白费，他们赚了一些钱，生活也渐渐好起来了。

李老家里共有六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五。1937年，他的大哥到琼山中学读书。在那种年代，能到琼山中学读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读到初中二年级，日本打到海南来了，社会很乱，他大哥就不读了，回村教书去。因为日本占领了海南，周围三个村子里，只剩他们村里有一个学校，也只有他哥哥一人有点文化。所以，村里人都让他哥哥当老师。他哥哥也的确有能力，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什么都能教。就这样，他哥哥在村子里出了名，就一直在那个学校里当老师。各家都会自发地送几斤米来报答他，当作是给老师的工资。

或许是受到哥哥的影响，李老对学习也有着莫大的兴趣。1948年，十六岁的他也到琼山中学去读书了。初中二年级时，由于家里实在困难，他不得不选择辍学。但是，李老并没有放弃学习。通过自学，他考上了琼台师范。在琼台师范读书不用交学费，这也算帮家里免去了一点负担。读了半年，他也出来从事教育行业了，在一个小学里当了教导主任。

1951年，年仅十九岁的他调职去美兰小学当校长。过了没多久，正好赶上抗美援朝时期，中央把有文化的老师调到部队去搞现代化，他也在其中。于是他从地方调到部队，开始了集训的生活。李老原本准备去参加抗美援朝，后来谈判休战了，他便留在海南军区边防部队。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军衔制，那时候的他成了少尉。在边防部队里，军人经常要出海。只要有外国的商船进来，他们就要乘快艇出海去检查商船，即使是在台风过后，风浪很大的情况下，也要坚持出海。李老的身体不太适应，晕船，吐得很厉害。由于常年的工作，导致他的支气管破裂了，不得不去住院。当时正好遇上干部转业的高潮，他便转业回来了。

转业时他被分到海南区党委工作。1958年，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在儋州正式成立了，他便被区党委派去了儋州，到分院的人事保卫科工作。1960年左右，他调职到两院党委办组织处。后来，两院实验场建立了，他转任实验农场政治处主任。1981年，李老任环植所书记，直到1994年才退休。李老对两院的感情，在大半辈子的工作中，愈加浓厚。

上世纪50年代，是人人都讲革命的年代，是人人都为理想信念奋斗的年代。不管困难不困难，把你分到哪里就在哪里干，没有什么其他想法。李老也保持着这样“为国家而奋斗”的信念，所以，他并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也放弃了回到家乡的机会，更没有办法照顾正在住院的妻子，心无杂物，就这样到了儋州。他积极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与两院的缘分也就此展开了。

初到儋州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海南分院的存在。李老跑到儋州那大镇的镇政府去问，却始终没有人知道华南农学院的海南分院具体在哪。后来有人找了一辆单车，与他一起去找学院。从羊肠小道一路找上去，看到一个只有几平米大的茅草屋，询问后得知，这里就是学院。几经周折，他终于到了两院。第一晚，他匆匆洗了脸，就趴在桌子上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只得了一瓢稀饭当早餐。因为当时吃饭是要粮票的，而他刚刚从部队出来，什么手续都没办，手上也没有粮票。简单吃过之后，他便开始拉皮尺，盖茅屋，开始了建设工作。盖完茅草房，还要去砖窑，烧砖来盖瓦房。“第一批砖用来盖学生的厨房，现在恐怕早已拆掉了，那时候日子过得很艰苦，与部队里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他回忆到。

在两院，多年的工作经验形成了他办事情的四字宗旨—“实事求是”。

在人事保卫科工作时，一队有一个人的存折不见了，里面有几百块钱。那个时候，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多块钱，几百块钱算是很大的数目了。后来有个带草帽的人拿着失主的存折去银行取钱，幸好银行有个职员认识失主，识破了那个小偷。那人丢下存折就跑了，那个银行职员便去找保卫科。保卫科的人就带着他去一队认人。结果错认成了郭某某，因为其个头和嫌疑人很像，别人就想定案了。李老知道了这件事，觉得不妥，仅凭个头判断嫌疑人，证据不足，太过草率，他说:“这样抓人是不对的，要有证据。”后来他进行了一番取证调查，发现偷存折的另有其人，最终真相大白，抓到了真正的小偷。

另一宗案件是发生在十队。十队的粮票被人偷了，数目等同于几千斤米。那个时候买米是要用粮票的，事件一出，轰动一时，群众都很关注。报给保卫科后，李老就带着几个人去查线索。过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头绪。当时有人就站出来质疑，骂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回家种番薯去吧，不要吃这碗饭了。小偷就是站在你们面前，你们都抓不到!”李老顶着舆论的巨大压力，继续查找嫌疑人。他做了三种测试，一种是跑步，一种是快步，一种是慢步，初步确定了嫌疑人李某某。即使舆论要求他尽快破案，他也依旧保持着自己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没有就此结案。经过多方求证，最后确定是陈某某。案子最终告破，大家都很服气，没有任何闲话。有人还说:“这碗饭还是该你们来吃。”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清理干部队伍时期。李老发现有一个干部，材料里写着他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原本是打算清理的。在审核时，李老发现他的材料里只有一张参加国民党的志愿书的照片，由此来下判断太草率，还需要有人证才行。于是他亲自带着人到那个干部的家乡去调查取证。由于材料上说他是小学加入的国民党，李老便针对性地找到了他的小学同学，经过查问，确有此人，他们同是广海小学的。李老想进一步求证，又找到了那个干部的父母，问：“你们家是不是有个孩子叫XXX？”那人回答道：“是啊。”还把他们家的全家福拿出来给李老。李老又进一步问：“那他现在年龄多大？”如此一问才发现，此人非彼人。原来广海小学有两个XXX，两人年龄仅相差一岁。寻着这些蛛丝马迹，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李老认为，这也算是做了件好事，但他没有向外说，外人都不知情。后来有几个人对李老有意见，还煽动那个干部发他的传单，恶意中伤他。幸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人告诉那个干部，说：“李大华曾经保护过你，帮你翻案，不然的话你就有得难受了。”他得知了来龙去脉之后，心里很是悔恨，向李老道歉。往事已过，李老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让当事人获得了清白，自己心安理得，也赢得了别人的尊重。

1960年实验农场刚成立，他调任到实验场当政治处主任。那时候管的事也多，十分繁忙，半夜都有人找他，连看病的时间都没有。

当时两院发生了一次土地纠纷。两院的部分土地是属于华侨农场的。先前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方清理共产党，有些华侨被迫回国。国家为了安置这些人员，就建了华侨农场。除了华侨农场以外，两院还用了不少农村的地，像现在的植物园、试验农场的试验队，用的都是农村的地。当时用土地，不走手续，也就这样用了。1960年左右，农民就闹起来了。两院的领导派李大华去解决这件事。李老就去跟农民谈判、签协议。签协议其实就是划界，把界线划清楚。还有就是给农民解释这些地的用途。所以，关于两院与农村土地的很多协议书，都是他写的。这些协议书，大概都还存在两院档案馆。

1960年代，宝岛公社准备与两院合并。之前已合并过一次，但时间不长，因为农民越来越需要土地，人地矛盾激化，事态就严重了，很难处理。当时，党委派了李老下农村，进行第二次合并。合并过程中，他吃了不少苦头。李老住在人家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每天种番薯，喝番薯汤，没有大米。早上下田，晚上才回来，中午就到饭堂挑两桶番薯汤喝，喝了继续干活，不休息的。他一住就是半年多。日子虽然很艰苦，也就这样撑下来了。下农村期间，他住过很多村子，哪个村的哪块田是深底，哪块田是浅底，哪块田的蚂蟥是黑色的，哪块田的是黄色的，等等，他都了如指掌。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有一个村叫新盛村，李老在那里住了好久，认识了不少朋友，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朋友经常联系他，向他问好。因为要跟农民对话，他还学会了儋州话。当时在两院，能够说儋州话的人，屈指可数。终于，赶在文化大革命前，两院和宝岛公社再次完成了合并，延续至今。

在两院，不仅是对工作，还有两院的领导、同事，李老都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他很念旧，很敬重两院的老领导。他记得有个领导，叫武树藩，是红军干部。1945年解放黑龙江佳木斯的时候，他就当了专员。大跃进时，武老受了批斗，被分到农牧队去种菜，日子过得很惨，脚都肿了。李老下队的时候，还专程去看望他。还有何康院长，他也很怀念。李老回忆到：“他当领导，工作做得很不错，讲东西也很生动，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呢?何院长去北京工作半个月，回来时有人讲:‘何院长回来了，灯都比以前亮了。’”

身为两院的职工，李老可以说和橡胶打了一辈子交道，无论当初进实验农场，刚开始接触橡胶，还是他每年都会参加的冬季橡胶大会战，他对橡胶品种、品质和海南橡胶业的发展都非常关注。关于橡胶品种，“73397、“8813”、“73394”、“8213”，等等，他都还历历在目。现在，退休多年的李老依旧很关心海南的橡胶事业，关心两院的发展。他认为，以前两院的橡胶，不管是种在两院实验农场的也好，种在外边的也好，抗风性能很好，还高产。现在社会上，热带农业发展得也很快，竞争的单位也很多，他希望两院能多多创新，起好科技带头作用。

李大华先生用他的一生实践着“实事求是”的四字宗旨，他对于工作的热枕与认真，使他不仅得到了别人的尊重，更让他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李老始终对两院具有深刻的感情，他为两院工作一辈子，两院也造就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