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国目前为止,金庸依然是读得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同时也是一位争议很大的作家。他的小说一方面被大量阅读,被许多人所喜欢,另一方面,如何评价金庸,尤其是在文学这个学科里该如何评价和认识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
金庸的小说在北大受到很多名教授的推崇,如严家炎先生认为金庸小说的语言兼具了行为学语言和传统小说的长处;钱理群先生认为金庸的小说和鲁迅先生的小说可以称之为俗和雅的双峰并立;北大现任系主任陈平原先生将金庸小说看作最好的中国文化的入门读物。但也有很多学者、作家认为金庸小说不入流。作为一个文学的研究者,不应对金庸的小说简单地下一个结论,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影响这么大,肯定是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而不是用最简单结论就来否定他。如果现在的文学史不能容纳这样一部令人痴迷的小说,那么这个文学史就是有缺陷的。
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经典,需要看作家所创造的人物有无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20世纪中,能够将创作的人物带进老百姓生活的有两位——鲁迅和金庸。金庸小说能有这么大争议,背后实则是关于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对立,雅与俗的界限其实并不明显,而且俗文学并不等同于庸俗的,不入流的。小说在中国曾经是被看作是非文学,但鲁迅的出现使小说超越了文体,所以我们不能对文学的定义矫枉过正。今天,如果不能正确看待金庸的作品,那么这个文学观念就需要反思,需要革命。
金庸小说中有很多类型化的俗的安排,包括很多情节和人物的设计。这很大程度上源于金庸小说是连载的,做了很多类型化的处理。主人公无父,金庸小说中主人公的“父亲”这一角色基本不存在,“生身之父”被“精神之父”即师傅所取代。主人公爱上妖女,男主人公爱上的女主人公大多都是“小妖女”,名门正派代表秩序,“小妖女”则冲击并修正了这个江湖秩序,调和了正邪之间的某些问题。在其它方面,金庸小说中类型化地设定了男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存在娱乐性人物、寻找秘籍或宝藏的开端,这些都是金庸小说中俗元素。
金庸对俗文学进行了雅化和改造,用感性的方式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如武功的境界即人生精神的境界,独孤求败的几把宝剑就是对人生境界的武功化诠释。金庸小说对人活在世界上的处境进行了思考,具有着深切的悲悯,曾有八字评价说“无人不冤,有情皆孽”。金庸小说融入了儒释道精神,具有很高的哲学思想。而且金庸小说中给予了女性很高的地位,其中甚至成为了男性成长成熟的精神引导者。这些都是雅的一面,有的地方甚至比所谓的纯文学更雅,至少更中国化。金庸对中国文化的处理,是使其小说成为“成人童话”的关键。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或者说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文学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所以人们的精神世界由文学规划的。文学不能使我们活得更好,但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多。文学予以了更多的可能,为梦想提供了一个飞翔的地方,一个滋养心灵的世界,能够让人忘记现世的种种,而这些就是乌托邦中最重要的——忘我。
金庸小说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他对生计感情等方面均有实证的一面,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这使得诗意、审美的“江湖”是可能存在的,是可想象的,就因为这些实证的东西,让其小说具备了乌托邦意义上的可能“真实”。金庸小说里阐释了一种英雄哲学。以塑造个体意义上的“英雄”来拯救江湖,平息国家争端,暗合了现代人对英雄的向往,这也有可能是其写作这些小说及这些小说存在的可能。金庸小说早期乃儒家侠,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中后期则是道家侠和佛家侠,重在抒发个人情感,实现个人价值及意义。最终的结局皆为归隐,契合了人们对田园牧歌生活的向往,塑造了一种诗意的审美的人生,而这也是乌托邦精神的要素所在。
金庸小说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人生典范,可谓使人内心安居的懒汉天堂、诗意人生,一个融合了审美、幻想、忘我、沉醉的地方,使人流连忘返。可以说,金庸小说有比一般的娱乐性更高的内涵——文学的乌托邦精神。
文学终归是讲述人生的,文学终归是要为心灵创造一个居所的,文学终归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种想象和可能的,在此层面上,金庸做到了,他实现了文学的乌托邦精神,为人们提供了幻想审美乐园。金庸用通俗文化改造了精英文化,或者说达到了俗文化的雅化,以至于消弭了雅与俗的界限,是雅俗共赏的典范。因此,要正视金庸小说这样一种特殊的存在,应将它放在大的文学视野和文学接受史里面,对他作出合适的评价与研究。
闫广林院长主持
谢有顺教授作报告
报告现场